中傷就是在惡意猜測中形成的

同事的父親打電話過來，說是通過手機微信充電話費時，不小心輸錯了号碼，并且已經完成了充值。

同事說，算了吧，估計很難要回。

同事父親有點難受地說，300元，不少呢，試一試吧。

同事問，有對方的号碼嗎？你打電話問一問吧，能要回來就要回來，要不回來就算了，千萬别生氣。

過了一會兒，同事父親又打電話過來，說已經給對方通了電話，對方是廣東東莞的，一個男的，對方說“等他看一看”，就挂了電話。稍停了一會兒，又給對方打電話，對方拒接了。

同事說，要不回來了，算了吧，别生氣，就當是個教訓吧。

我坐在同事的對面，聽出了同事父親的無奈、自責和愧疚，感同身受地想到自己的父親。

以前父親是我們的靠山，我們有了困難第一個就是找自己的父母。

現在父母們年齡大了，他們就把我們當成了靠山，有了困難第一個就是找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他們認為因為自己的原因而做了“錯事”，心中産生的深深自責感，肯定如同一根刺一樣始終橫在心裡，不時地紮上一下。

我就對同事說，現在的人真的沒底線了，連老人的錢也要“坑”。不行，300元可不少了，他這是不當得利，肯定有辦法追回來。

在我的慫恿下，同事撥打了廣東東莞的移動客服，客服小姐姐很是客氣，但是回複到：你隻能和充值号碼的機主商量，話費已經實時到賬，我們也沒辦法的。我們也得保護個人隐私，不能随意提供機主的詳細資料。

我的倔脾氣一下子上來了，不行咱就報警處理，不信沒有辦法治他。

同事勸我，錢又不多，現在疫情這麼嚴重，咱就别給政府添麻煩了。

同事這麼說了，我卻沒有放手，先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我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構成不當得利的要件包括：

一是一方獲得利益；二是另一方受到損失；三是一方獲得利益與他方利益受損之間有因果關系；四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

這下我有信心了，既然是不當得利，肯定有辦法追回。

于是我又咨詢了一下律師，但律師的話卻如同一桶涼水澆了下來。

律師說，這種情況一般有三種方法。第一種是與對方商量解決。第二種由運營商辦理話費資金轉移。第三種是起訴對方要求返還。

第一種、第二種已經嘗試過了，顯然行不通。

律師說，第三種也很難。雖然從法律上講受益用戶有歸還義務，但通常這種情況隻知道受益用戶的手機号碼，根本無法獲知其個人信息，除非公安機關介入調查。但公安機關表示，即使是警方也不能随意獲取公民信息。

由于不能準确獲取受益用戶的身份，律師也無法代理這類案件。如果真的想打官司，成本與損失的話費相比也很高。

難道沒有好的方法了嗎？不服氣的我又咨詢了一個律師。這個律師告訴我說，你可以到附近營業廳去，辦理“沖正、回退”業務，一般的情況下，凡是有充值記錄的号碼24小時都可以沖正回來。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看吧，肯定有方法。我對同事說道。

現在疫情嚴重，盡量少出門，我還是打電話問問吧。同事說。

于是同事撥動了本省的移動客服電話，上來就說“我要辦理“沖正、回退”業務。

客服小姐姐依然很有禮貌，但回問了一句：“你從哪裡知道這個業務的。”

“問律師知道的。”

“這個業務需要到營業廳辦理，但具體能不能辦理，還要看營業廳有沒有這個業務，也需要一定的條件。你可以去試一試。”

看吧，還是能夠要回來的。客服為什麼先問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業務的？他們一定知道這個業務，就不告訴我們。

說不定，他們故意隐瞞，讓我們去找對方協商，協商無果的情況下，他們私自辦理“沖正、回退”業務，錢不就進了營業員自己的口袋了嗎！

我一邊惡意揣測一邊高興地對同事說。

同事很是欣喜，當即打電話給父親，告訴他去大一點、比較正規的營業廳去辦理“沖正、回退”業務，看能不能退回來。

同事的父親也很期待，說吃過午飯就去。

剛打過電話不一會兒，同事的父親又打了電話過來，高興地說，還沒去營業廳呢，對方機主已将300元錢通過微信轉賬還了過來。

高興之餘，我不禁反思了一下自己。

無論是機主還是客服小姐姐，我都帶着一種先入為主的惡意來揣測他們。雖然遠在天邊的他們沒有什麼損失，但我心中卻是不安，因為我在心裡卻把他們定義為了“惡人”。

一切心懷惡意的猜測其實就是謠言的起點、中傷他人的開始。心裡有惡，看到的多是壞事，心中存善，遇到的多是真情。

一個微不足道的善舉，對于别人可能是雪中送來的熱炭。一個随手而為的惡舉，可能無形中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感謝素昧平生的機主，因為你的善良，挽回了一位老父親的尊嚴。因為你的善意，照出了我埋藏于人性深處角落裡的黑暗。

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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