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畫像

劉禹錫雕塑

劉禹錫詩碑

□蔡子谔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唐代是詩國的鼎盛時期。萬千詩人，如河漢燦爛，輝映星空。而詩壇最明亮的“雙子星座”，便是李白、杜甫，拱衛其旁的耀眼星辰，還有王維、白居易、劉禹錫等多人。有趣的是，這些詩人們都有一個彪炳詩史的雅号，如李白為“詩仙”，杜甫為“詩聖”，王維為“詩佛”，白居易為“詩魔”，李賀為“詩鬼”……這些雅号多姿多彩，而且簡潔貼切，流傳甚廣。那麼，唐代傑出詩人劉禹錫的雅号呢？白居易贊歎說：“彭城劉夢得（劉禹錫其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由此可知，劉禹錫被譽為威儀棣棣、聲名煊赫的“詩豪”。

一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唐代是詩國的鼎盛時期。萬千詩人，如河漢燦爛，輝映星空。而詩壇最明亮的“雙子星座”，便是李白、杜甫，拱衛其旁的耀眼星辰，還有王維、白居易、劉禹錫等多人。

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句享譽千古的唐代詩人劉禹錫，究竟是何許人也？籍何地？筆者考證出：劉禹錫為“中山無極人”。我們完全可以敞開懷抱，擁抱這位名垂千古的家鄉詩人。

劉禹錫（772年—842年），唐著名詩人、政治家、哲學家。字夢得。貞元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授監察禦史。和柳宗元等一同參加主張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團推行的“永貞革新”。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朗州司馬。後任連州、夔州、和州刺史。晚年回到洛陽，遷太子賓客，官終檢校禮部尚書。

關于劉禹錫的祖籍，衆說紛纭，多有争議。有的說是洛陽（今屬河南）人，有的說是嘉興（今屬浙江）人，有的說是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有的說是定州（今屬河北）人以及中山無極（今屬河北）人，莫衷一是。據有關史料記載，劉禹錫為匈奴後裔，其七世祖劉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因此劉禹錫便有“家本荥上，籍占洛陽”之說。并始改漢姓——這裡須贅一筆，漢高祖劉邦忌憚于匈奴的武力威懾，曾以宗室女子為公主嫁給冒頓單于。據《晉書·劉元海》記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這是冒頓後裔姓劉的來曆。後其父劉緒因避安史之亂，東遷嘉興，劉禹錫出生于此，嘉興為其出生之地。關于說其“彭城人”，經查此說，亦據劉禹錫在《口兵誡》中曾稱“中壘校尉”的劉向為“吾祖”。白居易、權德輿等人亦從此說。那不過是随順當時“姓卯金者鹹彭城”（《史通·邑裡》）俗說，不過是崇尚家世顯赫、門第高貴的習俗罷了。這便是“劉禹錫彭城人”說法的由來。

說劉禹錫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無極人，得從劉禹錫七世祖劉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騎常侍等職說起，秦漢時期，定州、無極是冀州（先秦至清行政轄區名，轄境大緻為河北中南部，山東省西端，河南省北端——後轄境漸小，主要在河北，故河北簡稱為“冀”）的屬地，而無極同時又是定州的屬地。其說雖異，實際都是指的中山靖王劉勝的中山國，以及他七世祖劉亮任冀州刺史的冀州轄地。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書禹錫本傳，稱為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新唐書》載劉禹錫“自言系出中山”，其實劉禹錫在《連州刺史廳壁記》《夔州刺史廳壁記》等文中，都以“中山劉某”落款，即皆以“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自居，劉禹錫在編輯他與令狐楚的唱和文集《彭陽唱和集》時，為此書寫的《述言》，以及其醫學著作《傳信方》中落款均用了“中山劉禹錫述”。由于劉禹錫如此“自述”，他的朋友如柳宗元、韓愈等也稱他為“中山劉夢得”。此外，清代《畿輔通志》和《中國曆史人物辭典》《中國曆史名人辭典》等也都如此刊載過。經過反複查證，說劉禹錫是“中山無極人”，顯然是有據可依的。

二

不可把握的曆史事件和人生際遇，常常是鍛造人才的“大熔爐”。如果劉禹錫沒有參加“永貞革新”，如果革新沒有失敗，就不會鍛造出千古名篇《陋室銘》；如果沒有豁達的胸襟和遠大的報複，也不會修煉出集桀骜豪放、超然灑脫為一身的“詩豪”劉禹錫。

安史之亂後，天下綱紀崩壞，朝政混亂。“永貞革新”是當時一批志在革新政治、除弊圖強的年輕士大夫的可貴嘗試。“詩豪”劉禹錫便在“永貞革新”中煥發出令人矚目的豪情。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駕崩的德宗靈柩遷移太極殿。兩天後的正月二十六，45歲的太子李誦即位太極殿，他就是唐順宗，号為永貞。順宗身體雖不好，但性寬仁卻有決斷。他即位後，立即起用革新派。尤其是王叔文、王伾被順宗重用，革新派掌握朝政。順宗一直禮重師道，對“二王”深信不疑，諸事仍委請王叔文決斷。據《舊唐書》載：“貞元末，王叔文于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可見，劉禹錫在這場影響全國的政治革新運動中處于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劉禹錫積極參與的“永貞革新”，作為中唐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其實質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鎮”，以懲酷吏、罷宮市、免欠賦、禁額外加征為主要内容，對德宗朝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弊政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革新派首先要抓住經濟命脈，因而安排最适合的人才進入經濟部門。順宗讓宰相杜佑兼任度支鹽鐵使，王叔文任度支鹽鐵副使，劉禹錫擢升為屯田外郎，輔佐杜、王，匡其不逮。

革新運動開始後，劉禹錫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對革新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和期望。詩人此時的心情，從其《春日退朝》詩中可見一斑：“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瑞氣轉绡縠，遊光泛波瀾。禦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此詩描寫雨霁後的豔麗春光，沐浴在祥瑞之氣中的宮殿莊嚴肅穆，象征着“永貞革新”伊始的嶄新政治氣象，抒發了他開闊豪放的詩人心境。

劉禹錫以赤子般的滿腔熱忱參與永貞革新，他當時日理萬機的情形，《雲仙雜記》中有所描述：“順宗時，劉禹錫幹預大權，門吏接尺書，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面一鬥為糊，以供緘封。”順宗朝革新派執政期間，劉禹錫每日席不暇暖，需要處理大批公文來函，接待各種拜谒造訪者，處理财政事務，當機立斷，筆不停揮，飒飒如風雨至。他辦事嚴謹認真，助手送來的書信文件一一回複，每天回信的數量竟達數千封之多，辦公案旁專門置放了一個綠釉珠紋為飾的小缸盆，盛着用一鬥面粉打成的糨糊用來粘貼信封。他作為“永貞革新”的風雲人物，那種意氣風發、鬥志高昂的“詩豪”風采，活靈活現地展現無餘。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被逼“内禅”的太上皇李誦去世，終年46歲，他實際隻當了6個多月的皇帝。憲宗李純登基後，立即宣布廢除新政，尤其不能容忍當初對他有過異議的革新派人士。在憲宗李純即位的第三天，唐憲宗及其宦官集團就對革新派進行了全面無情清算。憲宗下诏将王叔文貶為渝州（今重慶市）司戶，次年被賜死。王伾貶為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不久病死貶所。11月，劉禹錫被貶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馬——此外還貶了韋執誼等6位官員到邊遠州任司馬。曆史上通常把他們八位和王叔文、王伾合起來，稱作“二王八司馬”。

“永貞革新”的失敗，标志着作為政治家的劉禹錫一生仕途中最有作為的一幕結束，也标志着他坎坷人生的開始。不過，仕途蹭蹬後，劉禹錫作為一個詩人、文學家和哲學家的價值開始逐漸鮮明地顯露出來。

三

從“桃花詩”到《陋室銘》再到大量的政治諷刺詩，詩人之“豪氣”外露，詩風時而豪放，時而桀骜……白居易贊“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白居易和劉禹錫是好朋友，世稱二人為“劉白”。大詩人白居易卻贊譽劉禹錫為“詩豪”。此一“豪”字，有多種意蘊，首先是“豪俊”，即謂劉禹錫之詩才韻緻出類拔萃。此外，還有桀骜，乃至聲音響亮、宏大等諸義項。細細品味、探究，此雅号竟與劉禹錫其人和其詩文，卯榫相扣，深為契合。

“永貞革新”失敗後，劉禹錫多次被貶谪至莽濤瘴霧的蠻荒之地，體味到愁雲慘霧的凄涼折磨。他“以閑為自在，将壽補蹉跎”，豈料漫漫十年之後，被召回長安遊玄都觀時，仍難抑心中激憤，竟寫出了對權貴新寵飽含譏諷的《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詩一出，長安城内傳誦一時。因桃花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舊唐書》），當月，朝廷即下诏書，劉禹錫移做播州（今貴州遵義——則是比朗州更為偏遠蠻荒之邊地）刺史，後改連州刺史，再遷夔州、和州刺史。又過了十四年，劉禹錫再次被召回京都時，居然又寫出了《再遊玄都觀絕句》，則以一種“桀骜之氣和對新貴們的不屑之情”（《碧霄一鶴——劉禹錫傳》第372頁）嘲諷吟道：“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如果前首“桃花詩”，表現了劉禹錫甯折不彎的倔強的話，那麼這次的“桃花詩”，則在權貴面前表現出一種至死不屈的桀骜。這是一種英雄激情和勝利感的崇高美。而“桀骜”，正是“豪”的另一個重要含義。

後來，劉禹錫還寫過不少發洩胸中憤郁的諷刺詩，或借詠史以表示自己堅貞不屈的意志，或借詠物來詛咒政敵群醜。《昏鏡》《養鸷詞》《聚蚊謠》《百舌吟》等詩都寄托了他對當時社會醜惡現象的指責與憤懑，在這些詩裡還表示出一種輕蔑、鄙夷。如在《飛鸢噪》的最後說：“鷹隼儀形蝼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在《聚蚊謠》中則說：“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對于那些蠅營狗苟的群醜來說，劉禹錫的滿腔憤懑和仇恨，就像化作豪豬身上的剛硬豪刺，犀利地刺向他們。白居易言“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即蘊此本義。

“豪”還有一個含義，即形容聲音的響亮、宏大。唐李德裕詩中的“鳴笳朱鹭起，疊鼓紫骍豪”之“豪”，即是此義。隆隆的鼓聲疊加紫骍的嘶鳴聲，自然是格外響亮、宏大。長期在楚水巴山一帶生活過的劉禹錫，對那些地方的民間歌謠深有愛好，并進行過一番認真的研習和改寫工作，這給他的詩歌帶來了新的氣象。他在《竹枝詞序》中說：“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至于今荊楚鼓舞之，故餘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揚之。”劉禹錫繼承屈原汲取荊楚俚曲精華抒寫《九歌》的經驗而創作的《竹枝詞》等，曾經在荊楚、吳越一帶被廣泛傳播。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據《新唐書·劉禹錫傳》記載：“（其）作《竹枝詞》十餘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顯然，劉禹錫創作的《竹枝詞》《楊柳枝》《插田歌》等是對荊楚民歌的繼承與弘揚，使民歌的美妙音韻，不僅響徹當時的巴山楚水，而且恒久地回蕩在千百年中國詩史的弦歌吟誦之中，這該是怎樣悠長的韻調啊！真乃千古之“豪”音。

此處須着重指出，劉禹錫還在“德馨”，即高尚峻潔的情操上，遠紹屈原。婦孺皆知的箴銘小品《陋室銘》，即是一個餘音袅袅、千古不絕的華彩樂章：“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劉禹錫妙用比興手法，起筆落墨山水，以山之仙名，水之龍靈，引出陋室之“德”馨。通篇之“骨”——亦謂一字（即“德”字）立骨法。雖處蠻荒，簡陋屋舍，因品德高尚，觸眼之處，芳馨充盈。室外觀看，藓苔爬上石階，染成一片碧綠；室内望去，草色透入門簾，映得滿簾翠青。同因“德馨”，所交皆碩學鴻儒，所行鹹諧趣雅事。篇末收筆以盛德高節的三國諸葛孔明、漢時揚雄自況。曲終奏雅，金聲玉振，以聖人孔子的反诘語“何陋之有？”收束。力透紙背，耐人尋味。全文字字珠玑，警策惕厲。從“豪”的意蘊來講，也是一首“德馨”的永久頌歌。

劉禹錫的懷古詩也流傳很廣，這些詩詠歎曆史興替，對荒涼的故國台榭，雖表示了一種憑吊感懷的情緒，但格調則呈現出沉郁蒼涼的悲壯。“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金陵五題·石頭城》）

劉禹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體詩韻調優美，好詩尤多。如“以閑為自在，将壽補蹉跎”（《歲夜詠懷》）、“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秋日書懷寄白賓客》）、“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酬樂天詠老見示》）等都是詩人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和概括，是很能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的。元和年間他所寫的《平蔡州三首》《平濟行》《城西行》等詩歌生動地記述了當時人民擁護朝廷、渴望統一的心情。“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這是他貶官二十多年後回鄉的深沉感歎。沉舟側畔，千帆競發；病樹前頭，萬木争春。自然界的平凡現象中，暗示着社會人事新陳代謝的哲理。更可貴的是詩人并沒有因此而感到衰老頹唐。白居易稱贊這兩句詩“神妙”，“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劉白唱和集解》）這既是贊美劉禹錫深刻的藝術概括力，同時也是他曠達胸襟、豪壯氣概外化的詩美存在。

“詩豪”劉禹錫達觀、豪放的詩，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中晚唐傑出詩人——杜牧、李商隐、溫庭筠，而且宋代的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陳師道、秦觀、張耒等人，乃至南宋的陸遊，明代的徐渭、袁宏道等，也都是劉禹錫的崇拜者。而蘇東坡對他的崇拜則達到狂熱的程度。如陳師道《後山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語》等數本詩話，對“蘇子瞻學劉夢得”以及“言詩必舉夢得”的情形，多有記載。因此，劉禹錫對宋代“豪放”派詩詞風格的形成，顯然存在着必然聯系。而“詩豪”之“豪”的一個重要義項，正是“豪放”。難怪陸遊在《初寒》詩中，還念念不忘地吟道：“所慚才已盡，孤詠不能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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