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既然接受了秦孝公變法圖強的任務，則其所施行的新法新政當中，處處可見"強、治、富、王"四個字的影子。

簡單地說，就是要用法治為手段，達到強兵富國的成效，進而稱王于天下。

商鞅變法

《商君書‧立本》雲："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去強篇〉又說"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從以上四個方面看起來，它們是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的治國方法；而法治是富國強兵、稱王諸侯的根本，四者也是商鞅變法的最終目的。

達成"強、治、富、王"的理想，就是商鞅念茲在茲的改革目标。我們從商鞅前後兩次的變法内容，不難發現上述的改革目标，都化成了一項項具體的政策，逐步地在秦人的社會各個角落紮根、發酵；而這些改革政策的背後，都具有相同的核心思想。概括言之，約有以下兩點：

商鞅變法

為了達成"強、治、富、王"的改革目标，商鞅在推動變法的過程中，始終以重農重戰的政策做為核心的指導思想。

他明确指出"農、戰"是國家的根本大事，也是興衰成敗的關鍵。善于治國者，必須将農、戰視為國家興盛的保障，并以此作為治國的基本綱領。

因此，他主張國君要以人民在農戰方面的表現，作為賞官任爵的惟一标準，人民才會勇于農戰。

為了表示重農，他将土地改成私有制，并且允許自由買賣，此舉大大地提高農業生産力，并且使農民專心于農業，不至于被文學遊說之士或從事工商業之末民所影響。除了重農之外，他也鼓勵人民重戰，獎勵軍功就是此一思想下的産物。

商君書 節選

商鞅認為老百姓如果生活得太安逸，農業生産力就會低落，國力也會因此而削弱，所以必須極力抑止這種浮華奢靡的風氣，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農戰的思想融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并且讓老百姓明白，要進入富貴的大門，隻有建立戰功這條路而已。

所謂：“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

商鞅畫像

如此，一方面以重農政策來鞏固國家的根本，另一方面則以重戰政策來增強國家的實力，既能強本，又能東進；昔年穆公所不能至者，而今孝公至焉，其後且六世而成帝業。

這樣的成就，大概和商鞅推行的農戰政策有着密切的關聯吧！

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除了農、戰之外，另一個核心思想即是法治。

他認為畏罪趨利是人之常情，也是進行賞罰的根本。因此身為一國之君，既然執掌賞罰的最高權炳，就要深入去了解老百姓的好惡與人情之所在，并據此建立一套賞罰的标準。

《商君書‧去強》雲：“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

影視劇中商鞅形象

很明顯的，他是以刑賞作為法治的重心，并以此來主導人民的意志，規範人民的所有生活内容。

又說："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而此處商鞅所強調的法，并非三代以來聖王所相傳的舊法古禮，所謂"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

禮法

他強調禮、法和時代環境的不可分割性。因為禮法必須适應時代的需要和社會的潮流，才能為當世所接受。因此必須"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而且不要受限于前朝遺規。以上的種種主張，無非是為自己的改革措施提供一個合理的思想基礎。

在政治上，他并不主張法古，反而主張"變古"，亦即變古之法。此法雖非商鞅所獨創，也不是前無古人的發明，但是他确實将當代法家的共同特性，具體落實在秦國的兩次變法當中。

要言之有以下數端：（一）、任法去私商鞅法家思想的精義，在于提出任法去私的主張，法之所在，沒有私議和私情存在的空間，否則就會造成國家的混亂。《商君書‧修權》說：

在這裡，他強調國君必須牢牢掌握權炳，決斷一切，才能在臣民心中樹立至高無上的威信。如此，也才能做到"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的地步，同時用法律來作為區分公私的标準，能公私分明的執法，幸進的小人，就不會忌妒賢能的人；不肖者也不會忌妒有功勞的人。

所以，賢明的國君在任用臣下和役使老百姓的時候，務必要讓他們盡全力去謀求功勞，功成則富貴随之，賞罰封爵完全大公無私，不因個人之喜怒、好惡而有例外。隻要國君能做到"任法去私"，完全不徇私情，端直之士自然就會出現在他的面前，而毀譽之臣也就不敢再撥弄是非，那麼"國隙、民蠹"無由産生，國家才能永續生存發展。

（二）壹賞壹刑壹教商鞅認為統一賞、罰、教化，是治國的三大要領。所謂"壹賞"，就是利祿、官爵隻賞給有戰功的人，舍此之外别無他途。所謂"壹刑"，就是執行刑罰不分階級貴賤，而且前功不能抵免後過，隻要違犯禁令，不論其身分地位，一律嚴格執法，絕無例外。這是商鞅法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執行得最徹底的一部分。

太子傅 影視形象

我們看他"刑黥太子傅師"和"劓公子虔"的記載，就知道他不畏權貴、刑無等級的說法，絕非隻是口号而已！

至于"壹教"的主張，則是嚴格禁止那些張口仁義、閉口道德的人，假藉禮樂、信廉的言論，來包圍國君以緻影響變法大業。

公子虔犯法,被判處劓刑

商鞅認為唯有舍棄禮治，厲行法治，崇尚武力，不務空談，才能富國強兵。這些旗幟鮮明的反儒言論，說明了在他主政之下的秦國，儒家學說所遭遇的極度困境。

總之，商鞅以為"賞、罰、教"三者，如果能執行得當又能貫徹到底，軍隊就能無敵于天下；法令就能徹底施行；而臣民也能絕對的服從國君的領導。

法家 韓非子

最後達到不用賞賜，人民自然就能珍惜财物；不用刑罰，人民自然就不敢犯法；不用教化，人民也能知所進退，不會無所适從的最高境界。

在他的心中，要将秦國建設成一個不受其他諸子百家思想染指，純粹法治化的法家社會。

參考文獻：

《四書集注》

《新譯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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