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說說小》

劉 振

郜元寶教授新著《小說說小》，與其說是一本學術評論集，不如說是一部旨在發現并放大細節魅力的另類小說史。

該書主要論及中國“五四”以來的小說，但并不囿于“現當代”學科，而是努力從古今中外文學經典中，精心選取大量包含多義、歧義和深義卻又經常被讀者忽略的“細節”問題，進行專題和系統的梳理，從而即小見大，由細節走向整體。

《小說說小》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無論寫小說還是評小說，誰也不能繞開叙事中那些微妙的人情事理，這是《小說說小》基本的立足點。書中談論的人物衣、食、住、行，以及小說的空間設計、場面和結尾，所有這些細節問題，無不統攝于著者對作家意識中人情事理的考究。

譬如在著者看來，魯迅筆下的阿Q和祥林嫂，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陳忠實筆下的藍袍先生，他們的穿衣戴帽都頗具深意，而張愛玲不肯細緻描寫白流蘇、範柳原的衣着，也是情節使然。對人物衣着服飾的不寫、少寫或大寫特寫，都可以見出作家們的匠心獨運。

“吃”在小說中的分量不亞于穿戴。“惡食者”概念的提出就是郜元寶的一個重要發現。汪曾祺小說常常寫到窮奢極欲的饕餮之徒，他們用不義之财追求過度消費，自以為是美食家，瞧不起普通人的粗茶淡飯，其實隻能算是“惡食者”。《八千歲》中“八千歲”與“八舅太爺”，就是“美食家”與“惡食者”的典型。小說安排兩人狹路相逢，就是要展現兩種“美食”觀念冰炭難容。“美食”與“惡食”自然因人而異、相互轉化，汪曾祺就是要在具體的一飲一食之間觀察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贊賞那可贊賞的，批判那應該批判的。他的小說有時看似寫“吃”，實則還是寫“人”。

“方言文學”也是本書論述的一個重點。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中的方言使用這一現代作家曾經反複争論和探索過的問題大有再次浮出水面之勢。賈平凹、金宇澄等作家不同類型的方言書寫引人矚目，也帶來諸多困惑。其實在新文學草創之初，盡管不少人鼓吹“方言文學”，但以魯迅為代表的優秀作家主要還是采取将方言“翻譯”成國語（共通語）的基本策略。作為文學載體的文字來自方言，又超越方言，由此形成“特别的白話”，賦予人物超出方言限制的更高的說話能力，從而更好地傳達作家的思想，也更好地保存方言的神韻。現代作家積累的可貴經驗，對于打破當下某種依賴方言的“方言神話”，解放中國文學的創造力，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順着細節分析這條主線，《小說說小》有關如何寫小說、讀小說的許多闡發，處處可見著者三十餘年個人閱讀經驗的有力支撐。究竟怎樣才算“好小說”？應該從哪些方面切入小說的核心？本書既考證了沈從文對汪曾祺所說的那句關乎“小說學精髓”的名言，“要貼着人物寫”，又以大量經典小說為例，闡明究竟何為“貼着人物寫”，并以此為中心輻射出去，深入探讨讀懂小說的條件以及“好小說”的标準，可謂“傾囊相授”。

比如不少小說的次要人物往往更能吸引讀者和研究者的強烈興趣，但是像《小說說小》這樣将次要人物上升到小說創作與研究的方法論高度，還并不多見。本書對《三國演義》趙子龍、《水浒傳》王進、《阿Q正傳》吳媽、《圍城》唐曉芙、《創業史》徐改霞、《白鹿原》田小娥等次要人物别開生面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讀小說不僅要了解主要人物的言行動向，還要給予次要人物更多的關注，這樣才能全面把握小說的主題意蘊。尤其從次要人物與主要人物的關系這一層挖掘下去，往往可以找到理解整部小說的關鍵。

小說是否要講邏輯？何謂小說的邏輯？這也是《小說說小》關心的一個大問題。一部小說是否有邏輯，直接關系到小說本身的成敗。許多小說家的觀念、構思、叙述、描寫都不講邏輯，或者“邏輯性”不夠，以緻小說寫得語無倫次，令人不忍卒讀。邏輯是小說無法回避的問題，隻有将邏輯上的先後、詳略、深淺、因果的關系處理得恰如其分，才能讓小說具備強大的叙事邏輯，緊緊抓住讀者。

本書所談的結尾收束與場面描寫這兩個問題，其實也可歸入小說邏輯的範疇。如何結尾是小說的一門藝術。巧妙地收束全篇将直接影響小說的整體邏輯。場面描寫要求小說家具有極強的邏輯掌控力。尤其是寫大場面，不僅要有具體的時間、地點，還涉及許多專門知識，加上出場人物衆多，彼此關系複雜，多條線索交叉并行，各個部分必須配合得當，方可有條不紊、引人入勝。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一份寶貴“遺産”，場面描寫是否會“失傳”？這是著者對中國小說提出的一個嚴重警告。

本書再論“各式各樣的小說”，不僅是從文學史上回應蕭紅當年的這一提法，更是針對近年來出現的“類型學研究”，明确認為依據某些抽象出來的特征對小說進行歸類的做法并不可取。“類型小說”不能滿足于僅僅描寫某些特定類型的生活領域，或者僅僅據守某些特定類型的藝術描寫方式。所謂“類型”往往隻是一些方便命名的表象，被如此命名的小說成敗的關鍵恰恰不在“類型”，而在作者是否能夠突破類型的限定，觸及人情事理的奧妙。歸根結底，作家還是要“按生活本來的樣子”去寫“各式各樣的小說”。

該書以“學者型作家”“教授小說”的類型為例，具體讨論了教授而作家、作家而教授的“雙肩挑”現象，尤其分析了同樣“以小說見才學”的不同作品，闡明小說中的“才學”隻能輔助作者洞悉人情事理，而不能買椟還珠，過分“抖學問”，忽略了對人情事理的正面強攻。

作為一部别樣的小說史，《小說說小》的初衷當然不是為了炫耀神奇怪異的細節，而是打開細節之門，釋放更多鮮活跳躍的藝術創造信息，從而激發讀者貼近細節、貼近人物、貼近小說内在邏輯的解讀興趣。

（作者單位：複旦大學中文系）

《光明日報》（ 2020年04月01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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