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水浒傳》中最主要的人物,在一百零八個好漢中坐第一把交椅。他是小說貫穿始終的人物,作者對他下的功夫最勤。他謙虛謹慎,疏财仗義,愛惜人才忠孝雙全,又有雄才大略;當上梁山泊主以後,任人唯賢,具有高超的組織才能和軍事指揮才能,創造了梁山泊轟轟烈烈的事業。

但是,很多人對宋江的評論分歧也最大。幾乎每個人都從《水浒傳》中看到一個不同于别人的宋江形象。或認為宋江是“忠義之烈”,或認為他是的“盜魁”;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猥瑣而又虛僞的人”;如果說,大家對宋江也有一緻看法的話,那就是都承認這是一個複雜的文學形象;這個“複雜”就是宋江的獨特性。

《水浒傳》中宋江形象的特異處是,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物。不僅其性格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的行為常常背離其性格,造成形象整體都是自相矛盾的。

宋江的矛盾表現在:他身為縣衙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但是卻“愛習槍棒”,“平生隻好結交江湖上好漢”一一往往是被官府枧為犯法作科的不逞之徒。晁蓋等人劫了蔡太師的生辰綱,他明知這是“犯了彌天大罪”,“是滅九族的勾當”,但是卻向晁通風報信,縱容晁等逃跑。在這裡,對朝廷的忠和對朋友的義發生矛盾,義占了上風。

宋江在青風山聯結燕順等強人,拉攏花榮、秦明等朝廷“命官”反叛朝廷,結夥造反上了梁山,但忽然接到老父“亡故”的家書,就半路抛下衆弟兄,獨自回家奔喪。一這是義和孝的矛盾,為孝抛棄了義。

宋江“于家大孝”,号稱“孝義黑三郎”,但卻為了出來做吏,被父親告了“忤逆”,出了籍,斷絕了父子關系——雖然這隻是假做,準備應付官府的,但如果是真孝,就沒有必要一定出來做吏,擔“不孝”的壞名聲。

宋江未上梁山時,不僅同情造反者,而且自己也有“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對朝廷不忠,但當他上梁山且做了山寨之主時,第一個打出的就是“忠”的旗号:“替天行道”。以後就把争取朝廷招安、做皇帝鷹犬作為他的奮鬥目标。真是忠臣不忠,造反不反,矛盾已極。

小說描寫宋江這一類思想性格矛盾的地方還有許多,例如他時表現氣度宏大,壯志沖天,轉眼之間又卑躬屈節,貪生怕死;剛勸花榮對劉高要“隐惡而揚善”,“冤仇可解不可結”,翻過臉,他不僅殺了劉高,而且“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等等。這些,也許可以歸結為像有人所說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充分顯示了宋江性格的複雜性。

但是,《水浒傳》中宋江形象的自相矛盾又不限于以上所說,還有比此更突出的表現。前面提到,宋江身為縣衙押司,卻利用職務之便給朝廷要犯通風報信,已置“國家法度”于腦後。後來在青風寨,殺死寨主劉高,又反抗進剿官兵,圍攻青州城,更是與“國家法度”公開對抗。但是,當他因殺間婆惜案而刺配江州,路過梁山泊,花榮要去掉他頸上戴的枷時,他卻說:

“賢弟,是什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

晁蓋留他在山寨住一夜,他就睡覺也戴着枷,把“國家法度”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東西。但是又一個但是—當他和兩個防送公人在揭陽鎮住宿,公人說押司,這裡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時,他立即答:“說得是。”“國家法度”不知哪裡去了。宋江對國家法度到底是遵守還是不遵守?

宋江帶梁山人馬每攻占一城,總是急忙傳令:休教殘害百姓。并且

“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

完全是仁義之師的樣子。但他為了賺秦明一人入夥,把青州城外數百戶人家“火燒做白地”,殺死無辜好百姓不計其數;為了賺盧俊義入夥,又兩番攻打大名府,最後攻進城去,“城中将及傷損一半”。三打祝家莊時,“宋江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不留一家。幸虧石秀出面阻攔,這個計劃才沒有執行這些又全都是打家劫舍的強盜行徑。

宋江是反貪官的,他痛恨朝廷“官吏污濫”,“非親不用,非财不取”,但他自已行事也是賄賂先行,無論交結朋友還是托人辦事,都以送銀子為第一手段。他發配到江州牢城營伊始,上上下下馬上都用銀子打點明白,不僅未挨一百“殺威棒”,而且得了個抄事”的閑差。大聚義以後,宋江急于受招安,派燕青去東京走李師師和宿太尉的關節。靠的也是兩大籠“金珠細軟之物”。

一方面提出主張，一方面自己又主動去破壞；或者說，一方面反對，一方面自己也那麼做。這有點像“性格分裂”。其實這就是宋江的“複雜性”。

施耐庵創作《水浒傳》，在宋江這個人物形象上所用的功夫最大。

那麼他到底要賦予宋江什麼樣的思想品格呢？

首先，他的主人公應該是個能被古代官府能接受而又能被老百姓喜歡的“英雄”。在古代不對皇帝的忠，宋江就成了真正的“強盜”，那麼，不用說把他的故事寫成書流傳，即使說書也是被禁止的。小說不放過任何機會讓宋江表白“忠”。當他一坐上第一把交椅,立即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确實表明作家對他忠的正面形象的重視,所以《水浒傳》也受到多數古代上層人物的賞識。而小說所着力渲染的宋江“仗義疏财”、“扶危濟困”這些義的表現,就完全投合了廣大古代百姓的口味,使宋江成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故有了“及時雨”的稱号。宋江對武松、李逵這些正直的、無依無靠的淪落者的手足深情,不知感動過多少讀者和聽衆。

象施耐庵這樣的大才,對他要突顯的主要人物形象來說,單有忠義是遠遠不夠的;他還要賦予宋江其他一些足以稱得上是美德的品質。他要調動他的所有知識貯存,把一切美好的品性都附着在宋江身上,使宋江不僅高出于小說中的所有人物之上,而且高出于讀小說的所有讀者之上,使宋江成為“完人”。隻有這樣,宋江最後的被害死才能打動讀者的心。施耐庵從儒學經典《論語》中找到了他的理想人格。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的許多關于“君子”的話。從《水浒傳》對宋江的描寫看,大約主要有這樣一些話給施耐庵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衛靈公》：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又如《陽貨》：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而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1.理想中的“完美之人”—信

對照上面的孔子語錄,我們就知道了為什麼小說一直寫宋江為矮腳虎王英作媒。本來宋江在勸阻王英霸占劉高老婆作壓寨夫人”時曾批評他犯了“溜骨髓”毛病,“不是好漢的勾當”,但答應日後給他娶一個“好的”。過了很長時間,直到三打祝家莊以後,宋江果然作媒把扈三娘嫁給了王英,這是為了表現“信”。

2.理想中的“完美之人”—寬

楊雄、石秀、時遷在投奔梁山泊途中,在祝家莊殺吃了人家的報曉雞,惹了麻煩,時遷被捉,折了梁山“銳氣”,晁蓋要斬楊雄和石秀。宋江竟然違背晁蓋之意出來替他們講情,救了他們,這是表現宋江的“寬”。

3.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恭

宋江為人謙恭,不論對誰都彬彬有禮。他早已“山東、河北聞名”,但對那些地位卑下的窮漢都稱兄道弟,“終日追陪,并無厭倦”。尤其對那些被他打敗的朝廷軍官,他開口“小吏”,閉口“恕罪”,主動讓位——這些表現了宋江的“恭”。

4.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惠

當武松貧病交加困倒在柴進莊上時,是宋江對他噓寒問暖,拿銀子給他做新衣,臨别又送他十兩銀子,使武松從心底裡感激宋江,發出這樣的感慨:“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當李逵流落江州當一個小牢子,愛酒卻不得常喝,愛賭又沒有銀子,隻得去耍蠻打賴,被債主追得滿街跑,是宋江讓他大碗喝酒,給他銀子還了賭債,使粗魯如李逵也感歎:“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流浪漢薛永在揭陽鎮使槍棒賣膏藥,沒有人敢給他賞錢,獨路過此地的宋江給他五兩銀子,使薛永感激涕零。這些人以後都為宋江出過大力。作者的意圖正是要表現宋江的“惠”“惠則足以使人”。這是無可厚非的。

5.理想中的“完美之人”—敏

很多人說宋江的主要罪狀之一是“架空晁蓋”,指的就是每次梁山泊出兵打仗,當晁蓋要親自帶隊時,宋江都阻攔,說:

“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小可……情願替哥哥下山。”

這樣經過曆次作戰勝利,宋江不僅對梁山功勞最大,而且與各頭領建立了生死之交,争取了人心,而晁蓋隻保有個空頭的領袖地位。——這樣分析宋江的動機,應該說是不錯的。施耐庵确實要表現宋江的“敏而有功”;隻是對“敏而有功”的評價,認為是志在“架空晁蓋”,卻摻雜了過多的影射因素,有些脫離作品實際。《水浒傳》的真正主人公是宋江。作家要讓他成為令人信服的梁山泊主,單有開頭的通風報信不行。梁山泊從晁蓋上山開始,每次有新頭領入夥,都要重新排座次。排座次所依據的條件有多條,但公開說出來的最主要的一條卻是“為山寨出力多寡”。作家要寫宋江在梁山泊最終坐第一把交椅,就必須極力表現他有“敏”的特點,為山寨建立起别人無法比拟的功勞,使他自然成為衆望所歸的領袖。作家這樣來寫宋江,基本是成功的。

由于小說表現了宋江“能行五者于天下”,他就做到了古代社會的理想“完美之人”。

以上所論是作家創造宋江形象的主觀意圖。除了時代的差異、論者思想方法等方面外,但這一形象本身存在嚴重缺欠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作家以儒學的規範來設計宋江性格,但由于儒學本身的悖論,就使宋江形象先天地發生自相矛盾。

儒家它以協調人之間的關系為本位,強調正心、修身和自我約束。它不适于培養開拓進取、富于創造精神和競争意識的人格。儒家的道德精神與作家對宋江形象的預期目标是背道而馳的。儒家道德的對立面就是利欲,孔子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但“君子”和“小人”之間并沒有隔着萬裡長城。《水浒傳》寫宋江以銀子聯結人,本在說明他“仗義疏财”,輕視銀子一一利;但這種行為本身又說明宋江很看重銀子,所以才把銀子作為交結人的手段。儒家道德的這種兩重性,就使宋江形象本意在表現高尚而實際看起來卻好像“狡猾”的樣子。

其次,施耐庵創造宋江形象基本上是從觀念出發的。

他先按照儒學的道德教義規定的宋江應該具有的優良品質,然後再編排故事情節去充實。盡管作家極善于講故事,但宋江形象仍有時給人以概念化的印象。宋江以“仗義疏财”而被天下好漢所仰慕。但這一性格特征主要是用側面烘托的表現手法完成的,缺乏正面描寫,所以提起宋江的“仗義疏财”,名聲極大,而要問有何突出事迹,卻空空如也。他給了閻婆一具棺材和十兩銀子去埋葬閻公,但卻把閻婆的女兒納為外室。他答應給賣湯藥的王公買一具棺材送終,但并未兌現,而且這是在常吃王公的湯藥不付錢的情況下答應的。他也曾給過武松、李逵銀子,但那主要因為他喜愛他們是好漢,要與他們結交,已不單純是“仗義”了。概念化描寫的結果,使宋江的正面形象呈模糊狀态,而他的缺點毛病卻突顯出來。

再次,從觀念出發來塑造人物形象,就使在細節描寫上常出現人為捏合的現象,有時甚至是有傷于性格整體性的生造的東西。

前面提到宋江置衆多起義弟兄于不顧而回家奔父喪,是以孝抛棄了義。作家安排這一細節有兩個目的:

一是表現宋江“大孝”,落實“孝義黑三郎”這個綽号;

一是延緩宋江上山的時間,讓他有機會去聯絡江州那一批好漢。

從《水浒傳》整個情節發展說,這細節是必不可少的。作家也特别注意交代好宋江思想轉換的前因後果,盡量做到不留痕迹。但無論作家在具體描寫上如何努力,這一細節的不合理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1. 朱太公知道兒子吃的是人命官司,不會平白無故急急騙宋江回家。雖然小說點出了是因為朝廷發了赦令,但那也僅是“減一等科斷”,他豈能為了“見面”就冒然讓宋江回來服流刑?
2. 宋江在離家前就決定去柴進莊、清風寨和白虎山孔太公莊躲避,宋太公并未反對,為什麼兩年以後才擔心宋江“被人撺掇落草去了”?
3. 宋江“平生隻好結識江湖上好漢”,甚至還與父親立了假斷絕父子關系的文書,這時突然把記挂“老父”當作他思想的中心,與宋江的立身行事均不相合。
4. 後來宋江上了梁山,馬上派人把其父接取上山,共同落草。這時宋太公并未斥責宋江“不忠不孝”。

最後，宋江另有一個細節,也曾引起許多議論,就是他在浔陽樓題反詩以後“詐作風魔”的事。

他為了逃脫題反詩的罪責,接受戴宗的建議,裝作“失心風”,“倒在尿屎坑裡滾”,口中胡言亂語這伎倆後來被黃文炳識破。宋江吃打不過,隻得招道:“自不合時酒後,誤寫反詩。”安排這一細節,也是整體情節必不可少的是宋江在江州的生活需要有一個轉折,他才能帶領衆好漢歸梁山。這個事件必須是能夠牽動全班人馬的。二是表現宋江大丈夫能屈能伸,有韬晦功夫。施耐庵給宋江設想出這個細節,顯然是套用了《列國志》中孫龐鬥智的故事。孫膑為逃脫龐涓的暗害,接受了鬼谷先生的“詐瘋魔”之計。他倒卧在豬圈中,“糞穢狼藉,披發覆面”,口中胡言。宋江的“失心風”與此如出一轍。但這個套用極不妥當:

(一)孫膑僅是戰國時代的一位謀士。

他無辜受害,被迫出此下策讀者對他是同情的、理解的。而宋江,是号召一方的江湖領袖,卻對自己的處境缺乏認識,言行不慎,不分場合逞強掉文,闖下大禍,是罪有應得。

(二)孫膑的扮演是成功的,後來終于逃出魏國,并報了仇。

而宋江的詭計卻被黃文炳一再識破,最後竟然認輸。這就使孫胺所用的是真正的計策,而宋江所學的不過是鬧笑話,使他自己成了一個滑稽可笑的小醜,嚴重破壞了他的“完人”形象。

(三)在整個事件中,宋江都缺乏“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概。

他一聽案發的消息就驚慌失措,企圖推卸責任,後來又甘處污穢,裝瘋裝得像一個“神漢”。這一細節也有辱宋江的好漢人格。

總結：每位傑出的作家在小說創作中無不力避人物形象的單線條、平面化,特别是在長篇巨制中,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性格複雜的、立體化的人物形象上。施耐庵對這一人物形象的整體考慮、整體設計應該說是相當周詳的,作家的才華也足以勝任這一形象的塑造。但是,作品的客觀效果、宋江形象給讀者的印象卻不盡人意,與作家預期的效果有相當大的距離。人們對宋江形象看法的分歧, 最終宋江隻是《水浒傳》裡的理想“完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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