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裡

　　注：本文有劇透

　　如果抱着“香港枭雄電影”這樣的期待走進影院，很可能會有強烈的落差。從某種層面上看，《風再起時》有點像春節檔的《無名》，都是以相當個性化、藝術化的鏡頭語言去講述類型故事。程耳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美學體系，翁子光更偏向于王家衛的學徒。

　　在類型上，《風再起時》并沒有掙脫香港枭雄電影的一些叙事特色。

　　《風再起時》海報

　　香港枭雄電影緣起于1991年的《跛豪》，其以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橫行一時的毒枭吳錫豪為原型（電影中更名為“吳國豪”），講述了他的傳奇人生。《跛豪》票房口碑雙豐收，擅長跟風的香港電影很快出現了不少以真實的枭雄為原型的電影。比如以“香港四大探長”排名第一、又有“五億探長”（指涉其貪污後家産高達5億）之稱的呂樂為原型的《五億探長雷洛傳》，以“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二的藍剛為原型的《藍江傳之反飛組風雲》。之後的枭雄電影斷斷續續，晚近比較有名的是2017年的《追龍》，甄子丹飾演伍世豪（原型就是吳錫豪），劉德華飾演雷洛（原型就是呂樂）。

　　《五億探長雷洛傳》和《追龍》，均由劉德華飾演雷洛

　　枭雄片與黑幫片、警匪片分享着很多相似的戲劇結構，但枭雄片獨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它基本上都是以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真實的枭雄為原型，它不是嚴謹的傳記電影，也不是全然的虛構，更像是基于一定曆史事實基礎上的“捕風捉影”。與其說重點在于“捕風捉影”，毋甯說重點在于“曆史事實”，在于“再現”枭雄崛起經曆背後所承載的共同的香港曆史記憶。

　　在《跛豪》《五億探長雷洛傳》《追龍》等類型特征明顯的枭雄電影中，枭雄的崛起傳奇背後分享着共同的香港叙事：1950-1970年代英國政府殖民下的香港，各方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黑惡勢力滲透到香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吃苦耐勞、勤懇堅韌的香港小人物，還是能夠在亂世中找到發迹的路徑。譬如五億探長呂樂，出身廣東的底層漁民家庭，跟随家人來到香港避難，兒時在香港吃盡苦頭，之後進入香港警隊，與黑社會關系交好，節節上升，成為“總探長”。

　　早期的枭雄片，不論創作者還是觀衆對于枭雄的态度都非常暧昧：知道他們不是好人，也會簡略刻畫下他們不好的下場，但影片的重點是對他們發迹史、尤其是發迹後威風八面人生的濃墨重彩，由此寄予着觀衆的發迹想象，進一步鞏固着“小人物以奮鬥改變命運、逆境求生、頑強不息”的香港精神。

　　枭雄片崛起于1990年代，也沒落于1990年代，枭雄片之後很快出現的是《古惑仔》系列這類淡化香港曆史、聚焦當下黑幫現象的古惑仔片，這個流變背後既有着香港電影的轉折痕迹，也是香港觀衆叠代的體現：缺乏生活經驗，對曆史相對淡漠的年輕觀衆，更傾向于選擇扁平化的娛樂故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風再起時》可謂“反其道而行之”。它不是扁平化、娛樂化的黑幫叙事，作為導演“給香港電影的一個情書”，枭雄崛起背後的“曆史記憶”才是影片的重點。它也不同于《跛豪》《五億探長雷洛傳》，以枭雄的發迹隐喻小人物的奮鬥精神，《風再起時》是以枭雄的傳奇經曆為前景，它的幕布是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斑駁的曆史畫卷。

　　就比如磊樂（郭富城 飾）發迹前的凄慘經曆，就為觀衆串聯起香港那段屈辱的曆史：港英政府統治前期，華人地位低下；香港淪陷時期，香港人備受摧殘蹂躏，磊樂也是在這個階段永失他一生的至愛小瑜（春夏 飾），同時，“517号”背後是他的死裡逃生，也是他人性的堕落時刻；之後磊樂在香港警隊的步步晉升，亦串聯起香港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諸多時政大事……

　　磊樂（郭富城 飾）

　　至于磊樂發迹後，《風再起時》的筆墨多少帶有“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意味，對他發迹後在欲望中的沉溺有諸多嘲諷。

　　相形之下，另外一個總探長南江（梁朝偉 飾），以及磊樂的妻子蔡真（杜鵑 飾），得到導演明顯的偏愛，雖然他們人性中也都存在晦暗陰郁的部分，但他們理性、克制，始終帶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情調。

　　南江（梁朝偉 飾）

　　情調，是《風再起時》影像風格最大特征。它不是《追龍》那一類快節奏、強叙事、也不過分講究的影像語言，它是以王家衛的風格講述香港枭雄往事，緩慢、精細、腔調十足。就像南江對蔡真克制又洶湧的情感表達，梁朝偉拿的是《花樣年華》的老劇本，杜鵑要複制的是張曼玉。

　　蔡真（杜鵑 飾）

　　旖旎的情調，曲折的曆史脈絡，充滿血淚的成長曆程與迷失欲望的人性掙紮……這一切構成了枭雄片《風再起時》的獨特風貌。撇開電影結尾（廉政公署的出現），以及呂樂、藍剛等人物的真實經曆不談，《風再起時》稱得上是給香港的一封情書，它要表達的大概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浮沉感”。就像是香港作家西西那篇超現實主義小說《浮城志異》所寄寓的，香港是一座“浮城”，因為文化的混雜與身份的迷失，“懸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即使有風掠過，它也不外是略略晃擺晃擺，仿佛正好做一陣子蕩秋千的遊戲”，“沒有根而生活”。

　　矛盾的是，這封情書的另一面，它确實是一部枭雄片，它确實是以呂樂、藍剛為原型，他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警隊建立了一個貪腐帝國，個人是發迹了，但對于當時普通的香港市民來說，那是一段不賄賂就不能正常生活的晦暗歲月。電影最末，廉政公署長官李子超（許冠文 飾）有着振聾發聩的總結，警察收黑錢不是華人社會裡的“禮尚往來”，而是“禮崩樂壞”。

　　廉政公署長官李子超（許冠文 飾）

　　或許是許冠文駁斥港英政府不作為的那段對話太有力，也或許是許冠文演技太好了，總之看到這裡，觀衆是很容易代入他的視角：對這幫貪腐的枭雄，帶有憎惡。

　　接着筆鋒一轉，磊樂與南山都跟他們現實中的原型一樣，哪怕有廉政公署的通緝令，他們還是帶着巨額财富成功外逃，在異國他鄉安然終老。

　　電影的問題不是出在曆史的幕布上，而是台前的表演，或許從一開始就選錯了對象。如果電影不要走枭雄片路線，而是直接采用虛構的人物，也給人物安排一個更具宿命意味的結尾，那麼台前的故事（個人的浮沉）與曆史的幕布（曆史的浮沉），就完美融合為一體，那就真有可能是“香港教父”或“香港往事”。退而求其次，要采用枭雄片視角也可，但結尾不要用那種含情脈脈的鏡頭去刻畫他們的晚年，好像他們真的“無根”似的（人家可是裹挾巨大财富跑的）。

　　如今電影的處理則變成了：曆史确實在浮沉，枭雄在成為枭雄前也一度浮沉，可成為枭雄後，他們将城市置于禮崩樂壞的境地，最後永遠地逃之夭夭了。他們如何配得上成為這座城市悲情曆史的代言人？

　　如果寫給一座城市的情書，選擇的是一度與她共成長、但後來糟蹋了她、最終遠離和抛棄了她、卻口口聲聲還愛着她的人作為主角，觀衆不見得能與這樣的主角産生共情。這封情書有可能成為創作者的顧影自憐、自我感動，哪怕情書有外力删改的痕迹，它台前故事的立場終究是尴尬的。

　　本期高級編輯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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