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曆史，都知道她建城于後周顯德三年（公元 956 年），也就是五代十國的後期，不過一千年多一點。

　　但這是“通州”的曆史，不是海門、啟東史，也不是如臯、海安史。

　　啟東成陸很晚，建縣于 1928 年， 至今不滿 100歲；海門雖同步于通州建縣，但因多次坍塌使得古海門的範圍完全不同于今日；而如臯有1600多年建縣史，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達2500年。差距如此之大，導緻南通全境的文化面貌豐富而精彩，也為南通文化核心特征的探索帶來了複雜性。

　　南通文化中最精彩的部分應該在海安。1973 年，這裡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青墩遺址，讓南通的史前文化上推到 5000-6000 年前。

　　這一遺址有多個文化層，最上層的屬于良渚文化，發現了許多玉璧、玉琮、玉墜和玉環，中下層有許多陶器、石器、骨器和麋鹿骨角等。

　　人們發現，原來在五六千年前，這裡的人們已經掌握幹欄式建築技術，已經馴養大量的麋鹿……同時，還發現了一把仿石斧制作的“帶柄陶斧”，此前的人們都不知道古代是如何綁定石斧的。更有意思的是麋鹿骨角化石上的刻畫符号，被許多人認為是比甲骨文還早 2000 年的古老文字，一些易學研究者則認為這是原始的卦爻形式，驚呼發現了易學的源頭……

　　于是，人們将海安青墩稱之為“南通之根”，就像今天的上海将松江稱之為上海之根。

　　問題是，隔壁泰州同樣把青墩遺址看作是泰州的文明之根，而且青墩在1950 年前一直屬于泰州管轄。實際上在距離青墩的二三十公裡範圍内，還有單塘河遺址、南蕩遺址、東古遺址、蔣莊遺址、影山頭遺址等，構成了海陵地區史前文化圈。

　　因此，海安青墩可以說是海陵文化之根，但稱之為南通之根過于牽強。那麼，南通的文化之根在哪裡？就在通呂運河。

　　通呂運河的西端是舊時的狼山鎮，運河與長江一起将南通舊城攬在懷中；東端是呂四港，有着 1300 年曆史的著名漁港。

　　除了海陵地區之外，南通境内最先成陸的是胡逗洲與東布洲。胡逗洲大約在唐代天祐年間（904-907）因洲北淤塞而漲連海陵大陸，東布洲大約在 11世紀初漲連上通州大陸，前後相差不過百年。所以宋代的通州版圖是一條東西向的狹長半島，從狼山鎮延伸到呂四鎮，這一地帶在啟東立縣之前一直由通州或海門管轄。傳說中的呂洞賓，正是沿着這一深入大海“通洲”去遨遊蓬萊仙境……

　　被稱為南通“第一運河”的通呂運河開鑿于南宋鹹淳元年（1265），既是供王師調行軍舟的通道，也是主要的運鹽航道。而鹽業在張謇之前的一千年中始終是南通的主要産業，胡逗洲也是以煮鹽起家的，“鹽文化”才是南通文化的根本，其意義相當于江南地區的“古運河文化”。

　　江南古運河文化的本質是與綿延不絕的旱澇災害作鬥争，所以太湖周邊自泰伯年代起開鑿了無數條通往長江與東海的河流，三千年來始終沒有停止“治水”。

　　鹽文化的本質是與大海争奪生存空間，一千年來始終沒有停止“築堤”“護堤”。所以在通呂運河的兩側，至今存留着許多舊岸、老岸、新岸的遺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于 1024 年開始修築的範公堤，通呂運河的東段實際上緊貼範公堤而行……在這些新岸與老岸之間，曾經是星羅棋布的鹽場與鹽竈……

　　鹽文化帶來的是一種勤勞的精神、樸實的性格與開放的視野。

　　海水制鹽完全靠天吃飯，所以炎炎夏日就意味着豐收，勞動的節奏完全由大自然把控，容不得人們“偷得半日閑”。于是，對大自然的敬畏養成了通州人樸實的性格，在大海星辰面前沒有虛僞狡詐的機會。同時，也因為大海的遼闊無垠，帶來了可以無限拓展的機會，隻要敢于與天鬥、與地鬥、與風浪搏擊，就能走向沒有邊際的遠方……

　　這是真正的南通精神。

　　通呂運河兩岸是俗稱的“通東地區”，實際上是“吳文化”與“淮文化”碰撞、交流與融合的地帶。從呂四到包場、四甲、二甲，再到通州，通東方言的層次漸變清楚呈現出吳文化的“淮化”過程，也讓通東地區成為最具文化包容性的一個區域。一千年來，他們靠曬鹽、捕魚、賣鹵水、種小麥，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說的雖然是來自江南的毗陵方言，卻從不自诩為江南人；他們對源自崇明北沙的沙地人稱其為江北人泰然任之，對來自海陵地區的人雖然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也依然敬之如賓。因此，通呂運河所彰顯的是南通文化的包容性。

　　在今天看來，通呂運河是溝通長江與黃海的最短通道，也是從南通舊城到南通新城的最近路線。南通新機場就在運河邊，幾乎在新城與舊城的中間位置。南通的發展單純依靠通州灣引進幾個鋼鐵廠、化纖廠與電廠等傳統産業，肯定談不上“高質量發展”，“強富美高”的目标必然要有文化力量的支撐，而通呂運河象征着南通的曆史，蘊含着南通的精神，勤勞、樸實、開放與包容，也正是張謇當年打造“中國近代第一城”所秉持的原則。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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