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使得中國人的内心，有一種宏大的東西在發生。 沉寂千年的中國思想史，又有了一次新的“王者歸來”。

　　“京師同文館”的開設

　　鹹豐十年十二月三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恭親王奕䜣、桂良、文祥上疏，提出拯救清朝的《章程六條》。這“六條”是：一，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統籌與歐洲國家的外交；二，在上海、天津任命南北洋“通商大臣”，定點處理第一線的洋務；三，各地添設“關稅”，意味着多個省份有了對外貿易的自主權；四，各省“将軍督撫”可以“辦理外國事務”，地方有部分的外交權 ；五，開設“同文館”；六，各地商情和外國新聞“按月咨報總理”，以便中央了解外洋形勢。“六條”的實施，确确實實開始了“洋務運動”。為了應付洋人，京城裡陸陸續續有人說“洋話”了。

　　“京師不得說夷話”！圍繞着“洋務運動”，特别是要不要落實章程第五條，開設“京師同文館”，贊同者少，反對者多。天子腳下，首善之區，說洋文丢不丢人？不得已和洋人打交道，就讓那些廣東人、上海人去說洋文好了。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日）奕等人不顧周圍人們的憎惡，上奏《同文館章程》六條。得到西太後的批準後，“同文館”開始興辦。但是，謗議從來沒有離開過他這個早已被叱罵為“鬼子六”的“洋務派”。以大學士倭仁為首，反對輿論甚嚣塵上。一八六七年，奕頭痛地說：“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遂無複有投考者。”反對說“洋話”的輿論，弄得開張好幾年的同文館招生都困難，門庭冷落，令奕䜣很丢面子。奕䜣說的“無稽謠言”，是一條京城“段子”：一八六七年北京春季大旱，瘟疫流行；六月十日沙塵暴，大白天的紫禁城兩個時辰内裡昏暗如黑夜。居然，有一位谏議大夫楊廷熙乘機上疏說：“天象之變，必因時政之失。京師中街談巷議，皆以為同文館之設，強詞奪理，師敵忘仇，禦夷失策所緻。”楊禦史把北京的沙塵暴，怪罪于奕䜣等人在朝廷招人說“洋話”，真的很“無稽”。

　　“京師同文館”的行政級别很高，直屬“總理衙門”，一應經費都由恭親王奕䜣撥出，校址設在東城東堂子胡同，就在總理衙門的後面，衙門官員常來串門，時時照拂。說起來，“總理衙門”是“洋務運動”的中樞機構，權能“位居六部之首”，但是幾十年裡它隻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衙門”，決策和理政為主，操辦和治事為輔。真正由總理衙門一手操辦的實際事務隻有直隸地區“一文一武”兩項事業。“武”是新編一支西式裝備的北京衛戍部隊“神機營”；“文”就是開設“京師同文館”。“京師同文館”的館址據說原是蒙古大學士賽尚阿（？-一八七五）的府邸，是一大片的四合院。後來擔任“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他的《同文館記》中說：教室、圖書館、學生宿舍，“整個看來，恰像一座兵房，或是一所營幕。”從奕䜣的初衷來看，“同文館”和“神機營”具有同等地位，是“總理衙門”直屬的文武兩将。他指望着同文館培養出一大批“子弟兵”來，滿口洋文，伶牙俐齒，鋒芒畢露，在外交場上充當“以夷制夷”的将士。

　　同文館既是清代洋務運動的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國學校體制、選拔制度和知識體系的重大革新。清朝走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洋文”已經不止是“洋泾浜”兩岸“剛白度”（買辦）們的語言，它們已經對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全面沖擊。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可以幫助理解後來發生的各項沖突。起初，按照一八六二年奕䜣設計的原始藍圖，同文館隻是一所單科性的“外語學院”。同文館裡設立 “法文館”、“英文館”，早在康熙年間設立的“俄文館”也并了進來。後來，考慮到德國勢力東來，一八七一年增加了“布文館”（普魯士文，即德文）；鑒于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崛起，一八九七年又增加了“東文館”（日文）。這樣，英、法、俄、德、日文，京師同文館總共設有五個外文系。一八六六年，京師同文館施行了另一項重要改革。奕䜣上疏，申請增加“天文館”、“算學館”等系科，教授數學、物理、化學、醫學等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這一舉措，具有革命性，實質是把同文館從單科性的“外語學院”，升級為綜合性的“文理學院”。在洋務派看來，這應該是循序漸進、順理成章地引進“西學”的另一步。往下推進，同文館還應該成為介紹西方法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綜合性大學”。但是，這“另一步”便引起保守勢力的極大反彈。

　　總理衙門在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提出，“現拟添設一館，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鄉京官印結或本旗圖片，赴臣衙門考試。”争議在于新添設的“天文算學館”，拟定要在科舉制名下的秀才、舉人中招生，在科舉“正途”外，别出一途，與舊學制争奪生源。在傳統人士看來，奕推進同文館事業，着實是“撈過界”了。不考“八股”考“西學”，首先反對的是内閣六部、翰林院、國子監等高級官員。文官都是靠八股文吃飯的，每次都借着科舉考試的機會，在京城和各地巡回，充當考官。被地方逢迎招待，威風神氣不用說，還能超拔自己喜歡的學生，結為私黨，貪墨者還作弊收受賄賂。同文館鼓勵“正途”出身的學生學“西學”，另為一科，無疑是挖科舉制的牆腳，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

　　稍稍透視一下就可以發現：“學不學洋文”的“中西”之争下面，藏着一個“改不改科舉”的“古今”之争。奕䜣聲張“西學話語權”，争取更多的朝廷行政實權。反對派領袖倭仁，維護傳統的“理學話語權”，代表了一大批京官的既得利益。畢竟大家都是靠講“四書”吃飯的，誰也不願意費勁去學那聱牙的“洋文”，更不願為此喪失權力。那位指責京城人士說洋話，得罪上帝，降了災異的楊廷熙，說到他不願學“西學”時态度很坦率：“西學”這件事，“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可”。他是說，“西學”可以在地方上搞，“洋話”可以到上海、廣州的洋場去說，無知無識的武夫子弟也可以學點西方知識，唯獨北京的官員，以及預備來朝廷做官的秀才、舉人，斷斷不能學“西學”！可見圍繞同文館發生的中西“語言”之争，其實是朝廷内部的新舊“話語權”之争。它牽連出深一層次的科舉制“合法性”之争，而落實為洋務派和保守派的“利益”之争。

　　保守派反對同文館理由之一，是認為英文、法文都是“敵人的語言”，國人說“洋文”者，類同“漢奸”。這種孩子氣的簡單邏輯，在大學士倭仁的上疏中是這樣表述的：“夷人吾仇也，鹹豐十年稱兵犯順，憑淩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戮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乎？”倭仁的這種态度，表面上是保持“氣節”：“洋話”不說，“夷人”不用，“西學”不習。但是，果然如此這般，那同治年間的中國人還有什麼事情可以作為呢？難道真的是“《孝經》可以退兵”、“《論語》可以治河”嗎？這種态度，顯然是“理學家”的意氣用事，于事無補。倭仁可能患了“戰敗綜合症”，也可能是在傳統“夷夏觀”主導下犯了意識形态“虛妄症”。但是最可能的還是他“理學家”的地位受沖擊，既得利益受損害後的心理變态的反應。倭仁連久已流行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說法也不承認，曆史學家曆來指責他為“頑固派”，真的不錯。

　　無奈是清朝士大夫倘是不通“洋文”，“中興”便寸步難行。清朝的“自強運動”，正是從開設同文館，學習“洋話”開始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倭仁以下的頑固派也知道“西學”不能不講。但是，他們居然有一種假設，“西學”可以由外省的俗人去講，京城的士夫、官宦和皇帝千萬不能講。這種抵制“西學”的态度，居然又在北京流行了三十年。晚至一八九一年，親政後的光緒皇帝，想推動處于僵局中的“變法”，不得不自己帶頭學英語，在北京和朝廷推廣“西學”。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正是同文館的畢業生張德彜、沈铎。“中國皇帝學英語”，是當年倫敦、紐約的熱門新聞，傳為國際美談，可惜太晚了。

　　“京師同文館”與“上海廣方言館”之消長

　　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依然延續着明清以來“地方先導”的态勢，衆多領域内的變革都是由地方精英人物推動的。以“京師同文館”（一八六二）和“上海廣方言館”（一八六三）、“廣州同文館”（一八六三）的經驗為例，在最應該由清廷領導的全國文化、教育的現代化運動中，朝廷高官也是處境尴尬，遠不及地方精英動作靈活，資源豐富。身居中樞的總理衙門大臣們，本該像鄰國日本的内閣大臣那樣強有力地介入全民族的“現代化”運動，然而事實上他們在引導全國新式事業的發展中無能為力，常常落在地方的後面。從幾十年的辦學效果看，“京師同文館”遠遠不及“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

　　在興辦同文館同時，上海廣方言館在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主持下，發展比較健康。馮桂芬是六十年代上海的洋場内外最重要的地方人物之一。他是老資格的蘇州籍進士，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高中榜眼，點為翰林。太平天國時期辭了京官，和曾國藩、李鴻章一樣，回鄉組織團練。兵敗後流寓上海，和“洋槍隊”一起“會防”江蘇。事實上，正是馮桂芬向李鴻章、奕䜣等建議開設同文館。他在《校廬抗議·采西學議》（一八六一）中提出：“今欲采西學，宜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聰穎文童，倍其禀饩，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當京師同文館設立後，馮桂芬馬上提出要辦“上海同文館”、“廣州同文館”。他在《校廬抗議·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一八六二）中說：“通商綱領雖在總理衙門，而中外交涉事件則二海口尤多，勢不能以八旗學習之人兼顧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資既廣，人才斯出。愚以為莫如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各為一館。”馮桂芬申辯說：“總理衙門”固然是中樞，握綱領，但是具體經辦的涉外事務多在上海和廣州。隻有在上海、廣州興辦同文館，招收願意學習“洋文”的漢人子弟入學，變法才有希望。

　　頑固的清廷需要開放的地方來推動，奕䜣在開設同文館之初已經認識到這格局，在上海、天津分設南、北洋大臣，便是一計。聽從馮桂芬等人的建議，奕一開始就從南方調用人才。他在一八六二年上疏中提出：“聞廣東、上海商人，有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請饬各省督撫挑選誠實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攜帶各國書籍來京……。”從師資，到教材，到教學方法，北京的外語教育都要仰仗地方。廣州是“粵海關”老通商口岸，“十三行”周圍，穗、港、澳中外勢力盤根錯節，關系密切。上海則是一八四三年以後新開辟的商埠，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發展，洋場規制超越了廣州，成為對外貿易中心。費正清等人在他們編定的《赫德日記》中說：“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上海的《北華捷報》就聲稱：‘對外貿易的心髒是上海，其他口岸隻是血管而已。’”洋行、銀行、公司之外，一八六○年代的上海，新式文化事業已經形成規模。中外文人一起辦報紙、開書局、設醫院、建學校，合作合資，非常普遍。“中外熙洽”的氣氛已經先在上海等口岸城市形成，“華洋雜處”的格局在上海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奕䜣向南方尋求各類“涉外人才”，确實算是“識時務”之舉。

　　一九○一年張之洞制定“壬寅學制”時，京師同文館被改名為“譯學館”，按《學堂章程》并入“京師大學堂”。京師同文館本來應該自己發展為“皇家大學”，成為全國教育改革的垂範。但是，四十年辦學，同文館連最基本的外語教學也沒有搞好，除了做了一點“西學”翻譯普及工作外，在新式人才的培養上證明是完全失敗的。一八七一年，在京師同文館法文館裡學了九年的慶常，随崇厚出使到法國，不能作任何翻譯工作。結果還是在法國滞留多年，專門請了老師，才慢慢學會法文。還有一位德文館學生蔭昌，讀了五年德文，光緒三年随劉鴻錫出使，以“三等翻譯官”被派往德國，結果連日常德文都不能對付，被降為“四等”。光緒十年許景澄出使，蔭昌又被派去柏林，德文還是不行。京師同文館英文館首屆十名學生中，隻有張德彜一人的英語堪用。

　　從成才學生統計分析，京師同文館遠遠不及上海廣方言館。清末比較有名的外交家，大多出自上海。汪鳳藻，江蘇元和人，上海廣方言館首屆四十名學生之一。在學期間，汪鳳藻英語輕松過關，并開始跟随“外教”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研習“西學”。就在北京激烈争論是否要開設“天文算學館”的時候，汪鳳藻等人已經掌握了“幾何”、“微積分”，并開始為“江南制造局譯學館”翻譯作品。一八六七年，京師同文館的“算學館”好不容易招了三十名“八旗子弟”來學“西學”，因為資質太差，半年内不得不辭去二十名纨绔學生。總理衙門緊急徵召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高材生填補缺額。汪鳳藻等四名上海同學，六名廣州同學北上京城，支援清廷辦學。汪鳳藻在京師同文館的纨绔學風中，出污泥而不染，脫穎而出。一八八二年中為舉人，次年進士及第，随又點為翰林，兼了“西學”與“正途”，幫助奕實現了同文館理想。一八八七年，汪鳳藻随蘇州同鄉，狀元洪鈞出使俄德奧三國，任二等參贊；一八九二年，接替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出使日本。光緒年間，全國找不出第二個像汪鳳藻這樣既懂洋文、又有功名的“複合型人才”。很多高官都想延攬這個名聲在外、一生并不得志的汪鳳藻，一九○二年曾被盛宣懷任命為上海南洋公學的“總辦”（校長）；一九○二年張之洞舉薦他擔任京師大學堂“格緻科監督”（理學院長）。

　　把地方學校的學生“咨送”、“保送”清廷，艱難地維持着“京師同文館”的教學。粹取蘇精所著《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中的資料，編成一份上海廣方言館的校友名錄，讀者自可發現京師同文館的有限業績，還都靠地方同文館的人力資源。楊兆，浙江吳興人，幼年即随在上海廣方言館教習中文的胞哥在校學習，為首屆學生之一。一八七一年，他被第二批保送到北京，支援京師同文館。在館中，他年齡最小，成績最好。一九○二年出使比利時，是同文館學生中繼汪鳳藻之後的第二個“出使大臣”。吳宗濂，江蘇嘉定人，一八七六年入館學法文。一八七九年保送京師同文館，一八八八年起任翻譯官，出使歐洲各國。一九O九年，吳宗濂被任命為出使意大利大臣。胡惟德，浙江吳興人，一八七六年入上海廣方言館算學館，兼修法文、英文。一八八九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曾列入張之洞的舉薦大名單，并在一九一一年出任袁世凱内閣的外務大臣。劉式訓，江蘇南彙人，一八七九年入館學法文，一八九O年保送京師同文館。随使歐洲，才能為許景澄、孫寶琦等出使大臣欣賞，後擔任首任巴西出使大臣。一九一六年，擔任外交部次長（副部長）。陸徵祥，江蘇上海人，一八八三年入上海廣方言館，一八九一年保送京師同文館，第二年就受到許景澄的賞識，年方弱冠，便出使歐洲。在任期間，積極推進外交領域的改革，稱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一九一一年在唐紹儀内閣中任外交總長，後更擔任國務總理。顔惠慶，江蘇上海人，一八九五年之前在上海廣方言館學習。此後留學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一九OO年回國，賜為“譯科進士”，并在上海聖約翰大學任教。一九一二年開始，出任駐德公使、外交總長、内務總長等職，一九二二年任國務總理。張君劢，江蘇寶山人，一八九九年入上海廣方言館。一九O三年轉入震旦大學學習，一九O六年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此間追随梁啟超，從事憲政運動。一九一八年更留學德國，學習西方哲學。回國後一直活躍在思想文化論戰的第一線，成為二十世紀有很大影響的哲學家。

　　在清末民初混亂的政局中，踏上官場的途徑有很多條。有“捐納”，出錢買官；有“恩蔭”，靠祖上的功德；有進“幕府”，等幕主的舉薦；有“領軍”作戰，以軍功論賞封侯；當然，還有越走越細，窮途末路的的“科舉”道路。但是，無論是從“官宦正途”，還是從“旁門左道”上來的滿朝文武，都止步于外交部。外交部的位置，越來越多地留給了“職業外交家”。在中西方文化懸殊的時代，外交官在所有的官員中最具有“職業性”。懂得外語，知曉禮儀，具有“西學”知識，了解“國際公法”，這些“職業”要求，都使得傳統精英和基層武将不能夠輕易染指外交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上海廣方言館出身的江浙籍學生通過總理衙門的選拔，日益為北京朝廷所用。從上海出來的外交家，覆蓋了清末民初，乃至往後的外交界。江浙上海人辦外交，一直是中國官場的突出現象。原因就在于士大夫、官僚、軍閥統吃的腐敗官場，“外交部”是唯一提倡和落實“職業化”的部門。清朝的各部官制，如果都能夠像外交部那樣多多引進南方專業人士，施行“職業化”改革，多用“洋進士”、“留學生”，會有助于在北京形成一個“新派”的專業人士集團，至少可以在行政過程中稍稍阻攔政客、軍閥們的倒行逆施，這确實就是當時中外輿論的共識與敦請。

　　語言、身份和認同

　　齊如山（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先生是京師同文館的晚期學生，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寫了當時北京人厭惡學外語的風氣，說：“（同文）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為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學生入了同文館以後，親戚朋友對于本人，因為他是小孩，還沒有什麼鄙視，對于學生們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說他堕落，有許多人便同他們斷絕親戚關系，斷絕來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兒媳婦，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館，便一家瞧不起這個媳婦，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氣。”京城一般人家的風氣真的這樣認為：會說“洋文”和信了“洋教”一樣，他們都不是中國人了。用當代政治學的觀點看，當時的北京人是把“語言”（Languages）看作是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重要指标，一說“洋文”，便是“洋人”。齊如山提示的“集體認同”，給人的壓力一定相當大，以至于奕䜣等人不得不一度表示說，同文館是可以停辦的：“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俟八旗學習之人于文字語言悉能通曉，即行停止。”

　　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群體中，群體需要自己的“認同”。“種族”（Race）、“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宗教”（Religion）、“性别”（Gender）、“性征”（Sexuality）上的種種特征，都會把一個特定的群體凝聚起來，形成“集體認同”。“語言”能夠形成“認同”，有些群體是把“語言”看作最重要的“集體認同”的。猶太人頑強地把希伯來語作為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載體，法國人熱愛自己的法語文化傳統，加拿大魁北克人民為了保持自己的法文傳統不惜鬧獨立，都屬于這層關系。在意識到自己的“認同”受到外來威脅的時候，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特征，算是合理的行為。但是，倭仁等人在京師同文館事件上表現出來的“語言抗拒”，并不是一種合理的“文化認同”，而是拒絕對話和交流，因襲過去歧視“蠻夷”而來的非理性行為。

　　清朝除了維持澳門、廣州地方的“通商貿易”外，朝廷一直拒絕與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國家面對面地交往。北京不讓外國人逗留和居住，嫌他們“夷性犬羊”、“好利蠻橫”。“鴉片戰争”後的“五口通商”，在清朝人的心理上，也還是“賜”西洋人通商貿易，給牟利的商人們一條活路。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面對闖了進來的歐洲列強，還有鎮壓不住的太平天國，西太後和恭親王奕䜣不得不開始改革。新設總理衙門，開辦同文館，一個原先是用後背對着世界的老人，扳轉了一百八十度，正面朝向咄咄逼人的列強，開始了與世界的對話。無論如何，原先獨處的中國人需要和其他民族交流，曆來孤傲的中國人更需要傾聽别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開始學習外語，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的理性行為。

　　倭仁（一八○四-一八七一），蒙古正紅旗人，和曾國藩等人都拜在理學家唐鑒的門下。一八六二年任工部尚書，後升任文淵閣大學士，為同治皇帝經筵講師，俨然是意識形态的“國師”。從他們一群人在一八六七年激烈辯論中熟練使用的話語來看，反對開設同文館的根據在“理學”。倭仁的學生，禦史張盛藻上疏：“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制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天文算法”是精神污染物，清朝不得已要利用，但絕不能向處于主流地位的“文儒近臣”浸染。二百多年來，清朝中央集權制度體系主要是兩大支柱：一是“理學”意識形态；二是滿、蒙、漢八旗軍隊。“八旗”崩塌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學”了。文官的“智勇”，不過玩弄意識形态，他們是靠舊“話語”來保持昔日的“權力”。

　　思想史家常常指倭仁是“頑固派”，其實，經曆了一八六一年屈辱的“城下之盟”，倭仁并不真的認為能夠“以禮克兵”，打退洋人。領教過西方科學技術的厲害，他也不得不承認歐洲人的“船堅炮利”。他堅持“理學”教條的基本動因，初不在于“抵制西方”，實在是要“防備曾李”，這一點要仔細分析才能透視。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的奏折中說：“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這種話暗藏殺機，是說給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聽的。同治年間的北京官場，都知道曾國藩統軍薦人，用足了“權謀”；還有，李鴻章在上海，正大量引進西方“技藝”。他們和洋人合作，心裡想什麼，是否會“皇袍加身”，“取而代之”當皇帝，朝廷也沒有把握。倭仁眼看昔日曾經的“門下行走”曾、左、李在南方“洋務”事業中漸漸坐大，并開始侵奪朝廷權力，心有不甘。朝官别無長物，隻有傳統的意識形态！倭仁反對同文館的“西學”教學，堅持“理學”教條，其實是想通過壟斷意識形态的解釋權，繼續把持“話語權”，占據權力要津。權力鬥争，不是用公開坦率的方式來進行，而是羞羞答答地用“仁義道德”的“學問”來遮掩，這種迂曲行為，當然是既愚蠢又虛僞。

　　恭親王奕䜣的綽号是“鬼子六”，被認為鬼點子很多。《翁同龢日記》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記錄了北京人為同文館事給他拟的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還有兩副對聯諷刺奕䜣的同文館是引誘儒生，為鬼子門徒：“未同而言，斯文将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奕訢确實“鬼計多端”，他過人的精明在于在談判中已經摸到洋人願意維持清朝統治的底牌，也料定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将領并不敢當皇帝，更能夠看穿倭仁等人放出來的是意識形态“話語”假象。面對種種糾紛，他和總理衙門諸大臣能夠做的就是“不争論”，認準清朝發展和穩定的硬道理，用利益的方式談利益。他自知總理衙門“位居六部之首”，權傾一時，又推行着有争議的“洋務”，必然招緻舊臣的反對。他的出招方式是“請君入甕”。不和你争論，讓你來衙門當大臣，分權給你，自然不再反對。曾經激烈反對“洋務”的毛昶熙、沈桂芬進入總理衙門之後，都成為奕䜣的堅定支持者。在同文館見習了中國宮廷政治的丁韪良總教習，佩服地說：“（奕訢）奏請皇帝給他的反對者在衙門中安排位置。親王知道，反對者一旦入了衙門，不久就會發現，親王的政策才是應付外國的唯一可行辦法。”

　　針對倭仁的“理學”聲張，奕䜣也試過“請君入甕”之計。他曾經請倭仁加入總理衙門，遭到拒絕。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奕訢有奏折，要皇上“請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督饬，以觀厥成”。奕䜣的想法是，既然倭仁反對“奉夷為師”，那就請他負責辦一所自己的“天文算學館”。倭仁語塞，表面接受後，背後玩了一個小伎倆。他在一次騎馬的時候，故意跌下馬來，“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奕䜣知道倭仁的秉性，既不深究，也不勉強，争議從此擱置。故事被《清朝野史大觀》記錄下來，頗能說明倭仁“理學”家的僞善人格。

　　“鬼子六”奕訢是清朝貴胄中的功利之人，确實并不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他開設“同文館”，教習西洋語言文字和學問，立意并非是為了消彌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增加不同民族之間的溝通，而是為了挽救清朝的統治危機。同治年間，隻有在上海從事文化翻譯活動的王韬等少數人，具有了初步的“全球化”意識，比較超越地把“西學”看作是人類精神融通的工具。王韬意識到“六合将混為一”，并且在他的《原道》中主張用“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方式來實現地球（“六合”）範圍内的“大同”。作為一個在危難之際出面拯救清朝的皇親大臣，奕䜣自然也是把歐洲語言看作是一種“權力話語”。和頑固派不同的是，奕䜣積極而正面地肯定“洋話”可以用作清朝的統治工具，而不隻是一種威脅。

　　“語言”的初級功能，當然是用來生存的利益工具。在上海，在廣州，一批掌握了“洋泾浜英語”的“通事”、“剛白度”們，利用中外貿易，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引起士大夫階層的羨慕。馮桂芬在《校廬抗議·采西學議》中憤憤地說：“今之習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遊閑，不恥鄉裡，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李鴻章在他著名奏稿（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驚呼，“四民”之外，有一個“新階級”在産生：“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于士農工商之外别成一業。”對十九世紀沿海“買辦”來說，外語自然用來達到個人的功利目的。對同治時期總理衙門的官員來說，推廣外語則有民族的功利目的。中國需要參與“商戰”，加入全球競争，謀得自己的利益，否則就會被“列強”淘汰。功利目的太強烈。不同語言中的文化内涵就會被忽視，“跨文化”的語言交流就會迷失其根本宗旨。

　　非常遺憾的是，唯一在朝廷倡導學習西方語言的京師同文館，也是一家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機構。奕䜣完全是從功利主義的立場看待西方“語言”，他不相信歐洲語言中也包含有高尚的精神文明，認為充其量有一些“天文曆算”的“奇技淫巧”。他考慮的并不是“洋話”會沖擊中國人的文化“認同”，使中國人不像“中國人”。相反，奕䜣敏銳地感覺到并為此焦慮的是：如果滿族人不去掌握法語、英語，全部讓那些在上海、廣州的漢人掌握了外語，占據了中外交涉的要津，清朝統治者就會進一步喪失其政治優勢，眼看漢人在更大範圍内的攫取更多的權力。因此，奕䜣訂立的《同文館章程》第一條就規定：“應由八旗滿、蒙、漢閑散内，擇其資質聰慧，年在十五歲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奕希望“八旗子弟”能夠熟練掌握外語，将來控制“洋務”利薮。在這一層面上，奕䜣考慮的是如何用一種新進的“強勢語言”來強化滿洲人和八旗子弟統治階級“身份”（Status）。既然奕的私心，隻是為傳統的滿族既得利益階層謀求新出路，京師同文館的失敗，也早就在命運的注定之中。

　　一八六二年總理衙門選定“同文館”的名稱，在放低文化姿态，營造平等對話的氣氛方面，是對儒家“夷夏觀”的一個突破。所謂“同文”，是秦始皇統一中原，歸并六國時“車同軌，書同文”的說法。但是，十九世紀的法文、英文已經是國際“強勢語言”。清朝的“同文”實踐，談不上用中文去同外文，所謂“同文”，其實的涵義是“翻譯”、“溝通”，無論如何，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新境界，一次大跨越。

　　同治年間，中國有人開始把十九世紀的列強世界，看作是放大了的“春秋戰國”，因之也有了一個更加浪漫的理想。在上海“墨海書館”從事《中國經典》和基督教《聖經》翻譯的王韬，覺得有朝一日這個世界會“六合混一”，全球合為一體，各民族将無分種族、膚色和信仰，自由貿易，和平相處，人們将平等地學習和應用各民族的語言，借以溝通。繼明朝崇祯年間的徐光啟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主張後，清朝同治年間又重現了“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文化理想。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使得中國人的内心，有一種宏大的東西在發生。沉寂千年的中國思想史，又有了一次新的“王者歸來”。可是，這場“宏大”的“歸來”，身在北京宮阙之内的奕䜣等人卻無法感受。無論“鬼子六”這批改革家多麼的警覺和鬼魅，他們并不真的理解這個世界，因此也無法挽回清朝的衰敗。雖然我們可以說，總理衙門内勵精圖治興辦洋務，苦心孤詣操弄京師同文館的奕䜣、桂良、文祥、沈桂芬、董恂等人，是一批“幹才”。然而，所謂的“時務派”，也真的不過就是一批“識各國之時務”的“朝中俊傑”而已。困頓了四十年的“同文館”實踐，最後仍然歸于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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