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謂之“奇迹”并不過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後面的陰影是不祥的。中國改革仍然雄關漫道、任重道遠，而且尤其在過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領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秦晖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曆史學教授

　　（編者按：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迹”――中國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如何解讀這個“奇迹”，當下已經成了思想界的頂級課題。“中國奇迹”是突破傳統觀念、傳統體制桎梏的結果，也是在特定曆史條件制約下摸着石頭過河，沒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國奇迹”。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恢弘曆史長劇正在揭幕之際，無疑，我們需要一場關于改革30年的大讨論。總結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曆史包袱，開創改革新局，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好的紀念，最好的繼承，也是我們在曆史新關頭最重要的使命。）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的“中國之謎”，即所謂的“中國奇迹”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讨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将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将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幹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将來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

　　顯然，這種争論的背後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争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标模式而言，中國明确地自認為是“摸着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标是什麼（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歐盟為目标，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而作相反的證明倒是輕而易舉。（參見秦晖：《中國轉軌之路的前景》，《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4-5頁）“劇變”後的中東歐，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曆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之懸殊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内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後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随即它們先後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複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有多少水分，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确是個“奇迹”。于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内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

　　的确，從事後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并不難，但既然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還是右派執政，都經曆過衰退，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那麼它們與尚未經曆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

　　【上篇】雙重效率增益與走出“負帕累托”：中國奇迹1978-1989

　　1984年國慶35周年遊行時，拖拉機載着“聯産承包好”的牌子通過天安門廣場。“走出‘文革’”的改革中國的改革進程，如果按通常的說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曆整整30年。而鄧小平曾經有個說法：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從個人角度講，鄧小平這樣說有其道理。因為1975、1978這兩個年份都是他複出掌舵之年。而從實際曆史進程來講，這個說法也有相當的邏輯根據，因為這兩個年份都是擺脫“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澤東還在世但已漸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鄧小平利用實際主政之機“暗渡陳倉”式地試圖擺脫“文革”，但被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政治鐵腕所挫敗。而1978年在毛去世後，鄧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氣候下終于戰勝堅持毛澤東路線的“凡是派”，使中國真正擺脫了“文革”。所謂改革在其原初意義上就是擺脫“文革”，因此無論以1975年還是以1978年劃線，應當都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80周年》）

　　但是“擺脫‘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場經濟，尤其1975年的“整頓”實際上強調的是恢複計劃秩序，向如今被認為是“蘇聯模式”而“文革”時期被譴責為“修正主義”的那一套靠攏，而根本與市場化背道而馳。人們應當記得，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後很長時間，像溫州那樣在“文革”的混亂中自發出現的市場化苗頭，那時都是被當作“四人幫”統治的惡果而受到嚴厲譴責并成為“整頓”對象的。

　　而另一方面，“擺脫文革”又決不僅僅是擺脫1966－1976那十年，因為按照薄一波回憶錄的叙述，實際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長制、實行政工治廠後，“蘇聯那一套”就在中國吃不開了。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雖然都有相似的意識形态，其體制，尤其是經濟體制還是頗有區别。在工業方面，這種區别從1956年中國批判“一長制”開始凸顯，到大躍進時代出現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制的稱呼）對立的“鞍鋼憲法”，直到後來長期、全面的“反修”。實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純個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說還有所謂路線的分歧的話，那幾乎就是“農民戰争式的命令經濟”還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或者說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隻講“政治經濟學”還是多少講點“計劃科學”的區别。

　　衆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并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餘年間不斷的“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甯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的計劃經濟傾向。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一點“反市場”色彩外，其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制”與“管卡壓”、取消所謂“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制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并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隻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後者是優勢是主流。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裡，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有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複”嘗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被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頁）

　　這一切造成了中國與東歐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裡發生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此前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甯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轟大嗡的農民戰争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緻，以緻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争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甯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負責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衆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挂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隻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數理經濟學或曰“計劃科學”已經是主流；中國的“小而全”、山頭經濟和“三邊工程”與蘇聯的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于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當然，再“理性”的計劃經濟，雖然可以做到運籌學與線性規劃下投入産出函數的“最優化”，卻無法适應每個人千變萬化的消費偏好；雖然可以做到靜态的“計劃均衡”，在極端的“分配經濟”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場試錯過程中難免的過剩與不足交相波動，但卻無法擁有動态均衡的市場競争所産生的創新激勵；雖然在實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産出大量的産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為基礎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卻遠不如市場經濟。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當年所說：計劃經濟“必須消滅所謂勞動自由，因為‘勞動自由’是同正确組織起來的‘計劃’經濟和勞動力的計劃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勞動自由”，在無視個人偏好的情況下“消費者主權”不複存在，個人成為整體機器上的“螺絲釘”，勞動、消費乃至整個生活以至思想，在邏輯上都有被“計劃”的趨勢，在這一點上“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胡鬧并無本質區别。而這後果遠比科爾奈講的“軟預算約束”要嚴重。（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126頁）

　　南方周末作者：秦晖）【已有0位網友發表了看法，點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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