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2007年第1期賈平凹早期小說中的“《邊城》圖式”作者：陳非

　　将“繩渡”作為主要謀生方式，或在鋤頭犁梢之外，多争一份口糧。然而，“繩渡”在小說中的更大作用是給人物設計一個“公共場所”，給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提供一個從家庭步入社會的平台。翠翠正是在船上看到聽到了更多外面的世界，十裡八鄉的山民也是通過渡船知道了一個名叫翠翠的美麗女孩。翠翠的成長及愛情悲劇均跟“繩渡”密不可分。而賈平凹更是充分利用“繩渡”這一公共平台，将一個個原本封閉的家庭故事遷移到社會網絡之中。山外的變化，城裡的消息，國家大事，鄰裡糾紛……無不在這一平台上傳播遞送，從而深深地影響到人物的思想觀念、性格心理，改變着人物的情感選擇與人生志向。“繩渡”的好處還在于時常為女主人公提供一個情感風暴的避風港。由于“母親”的缺席，翠翠、小月、小水、醜醜……這些小女兒失去了情感交流、傾訴的對象，當心中的風雨襲來，當情愛糾結難以抽剝，當一己私密情懷無以傾瀉，小船便成為自我消解、獨自彷徨的去處。尤其在夕陽沉落、月上梢頭、野渡無人時，這些小女兒時常橫舟中流，将一把眼淚一串歡笑交付給湯湯流水。然而，就《邊城》而言，“繩渡”的美學意義還在于充分彰顯了人與自然的契合：小船在澄明如水晶的溪面穿梭來去，兩岸青山“翠色逼人”，船上少女便是這山之精，水之靈。“翠翠在風日裡長養着，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俨然如一隻小獸物。”不管自然風雨如何吹打，人生命運怎樣蹉跎，皆從從容容地堅守在白塔下、古渡頭，一如這山之靜美，水之柔韌。賈平凹在人與自然的契合上同樣用了心力，但在構圖時終因世俗紅塵所累，人間煙火所迷，難追沈從文的清純與脫俗。将愛情故事與民俗傳奇血肉交融翠翠在第一個端午節見到了傩送，從此在她透明的心裡藏了一個美麗的夢；在第三個端午節，翠翠在河邊遇見了天保，天保愛上了她；在第四個端午節翠翠又遇見了傩送，愛情開始抽枝放葉。沈從文把一個凄婉的情愛故事深植在極具曆史風情的民俗結構中，正是那端午節喧騰的鑼鼓，龍舟競渡的熱鬧場景，中秋月圓之夜男女傳情的歌聲，以及婚嫁迎親的嘹亮唢呐聲，催熟了少男少女的情懷。這種将愛情演繹與民俗風情的渾融結合，賈平凹不僅深得其中神髓，而且運用得同樣圓熟生香。他上列諸多小說中的愛情故事無不是緊連着四時八節而展開，把人物的情感演變與歲月更替，風情流轉，民俗展示妙相結合。心随物動，情與時移。如《西北口》中的安安與小四、冉宗先的情愛糾纏便是在諸多民俗文化中漸次展開的。作品以“過會”這一獨有的地方節日為中心：“雍山一年逢兩次會，夏天是四月初八，冬天裡就是這十月一日，四月初八是吃會，……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開胃口。”“十月初一的比四月初八更紅盛。它不是吃哩，是玩哩，耍哩，樂哩。人們把它叫小年，其實比大年還熱鬧。……男人們要大喜大樂扮社火，女人們卻在狠着心地亮手段……”作品一方面傾力展示“過會”的種種熱鬧歡騰場景，并随着情節進展，又進一步演示出諸如隆重的求雨儀式，繁複的喪葬程序等多種特有的風俗圖譜；另一方面，将安安、小四這一對小兒女的困惑、迷惘、猶疑、猜忌、愁苦等情感蹉跌、愛恨纏綿深植其間，互為表裡。風俗畫兒女情相糅相契。在一個個或喜慶狂歡、或莊嚴神聖、或哀傷凄婉的“動感地帶”演繹出人間的悲情歌謠。這種将愛情故事嵌入民俗風習的寫法，不僅在于給人物活動和故事的展開設計環境背景、氣氛情調，不僅在于将小說打上特定地域的文化胎記或開鑿出深邃的曆史内涵，把一個族群一個區域久遠的文化記憶借助種種風尚演繹傳達到時代前沿，而賈與沈的超拔之處，一是真正做到将愛情故事與民俗傳奇血肉交融，相映生輝。作品中的主角無不是民俗傳奇的熱情參與者和積極表現者，翠翠心中的傩送，既是龍舟競渡的英雄，又是泅水捉鴨的高手；安安和小四，一是制泥玩的個中翹楚，一是玩社火的激情王子，愛情胚芽往往便在這種種“才藝大比拼”中悄然地放葉吐蕾。民俗展示因他們的參與而活色生香，兒女情長又借民俗演繹而流光溢彩。二是正因這兩者的結合，個體生命和族群品性得以共生共舉，相輔相成。在同一個時空裡，一方面彰顯出區域族群共有的習慣、心理、性格、精神與審美，彰顯出他們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彰顯出千百年來代代相沿的情感記憶和文化遺傳。另一方面，在這豐饒的民俗沃野上，又突現出主人公鮮活的生命形态：他們或強壯勇敢，忠厚沉默；或慷慨好義，豪氣任俠；或古典熱忱，憨直忍苦；或柔媚溫情，勤勞愛美；或秀而有韻，綿而有骨……三是從文學史的進程看，正是自稱為“鄉下人”的沈從文，率先從藝術審美角度，以對湘西民俗文化的認同和贊美，改變了“五四”新文學對傳統民俗文化不遺餘力的批判和否定。五十年後，又一個自稱為“鄉下人”的賈平凹，繼承了沈從文的美學風格，以對“商州”民俗文化的認同和張揚，改變了建國後當代文學對傳統民俗風尚的遮蔽和輕視。正是這兩位“鄉下人”的努力實踐，糾正了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缺失和謬誤，給藝術審美提供了新質與活力，拓展了空間，開掘了資源。但由于賈平凹對“商州”民俗文化迷戀太深，藝術表現時往往缺少沈從文在《邊城》中的節制與适度――一切圍繞人物性格、命運而展開――一任筆意馳騁，鋪張揚厲，因而某些篇章便喧賓奪主扯旗成王，遊離在人物故事之外。在《西北口》中，他詳詳細細地記述了“雍山人”的信仰禁忌、飲食習慣、民居建築、婚喪習俗、方言俚語、民間技藝、歲時節日以及口頭文學等，尤其是對“過會”場景的多重鋪叙，一幅幅民俗風情畫繁花如錦。但也正因為此，多少延緩了情節的節奏，模糊了人物的面影。以上所述四點，僅是賈平凹早期部分作品與沈從文《邊城》在構思上的相同處與相似處。事實上，賈平凹受沈從文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文化姿态、表現對象到認知方式、書寫行為以及人物塑造、語言形态等，但這是另外話題，又當别論。（責任編輯：呂曉東）作者簡介：陳非（1957－），鹽城師範學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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