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在中國艾滋病傳播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在北京市佑安醫院，艾滋病人們得以生活在一個理性、平靜的世界之中，這所被衆多專家稱贊的醫院除了擁有國内較好的專業醫療能力之外，尤以能對病人以禮相待著稱。

　　“可惜的是這樣的醫院太少了，”一位專家說，“相當多的醫院、醫生還對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持排斥和蔑視的态度。”

　　恐懼造成了最為殘酷的心理迫害，一些艾滋病患者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排斥在外。在河北，一位城市男性被确診為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和父母都拒絕他再居住在家裡，也拒絕幫助他治療，因為“自己得病就夠了，不能再傳染給家人”。

　　在家庭之外，這種恐懼更輕易地使得人情瓦解。另一位河北艾滋病患者不僅丢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連累了妻子———她的辦公用品被用工單位從樓上窗戶裡扔了出去。

　　被北大拒之門外的河南睢縣兩名HIV感染者之一趙靜，在與一位專家面談時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夠得到社會救助，一方面躲避對方的友好舉動。“别跟我握手，有病毒。”他自己也認為人們對他的恐懼是有根據的。

　　著名倫理學家邱仁宗教授從隐私權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們的痛苦，他認為，常規公共衛生措施并不适合艾滋病的特殊性，它對艾滋病的蔓延是不合适的和無效的。艾滋病往往在這樣的人群中通過他們秘密的、隐私的行為傳播，而他們在社會中是被邊緣化和受羞辱的。當門診醫生要求患者在卡片上填寫名字和地址時，這些門診的病人數量就遽然下降，許多人隻好自己想辦法治療或者去找江湖醫生。

　　這就像一個連環套，邊緣化和羞辱導緻隐匿，隐匿導緻公衆恐懼，恐懼再導緻新一輪的邊緣化和羞辱。

　　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對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給以心理救助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如何使他們擁有正常的權利，是中國社會正在面臨的人道命題。而如何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走出地下狀态，進入治療程序并減少對他人的傳染，則與公共安全息息相關。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行為幹預室主任吳尊友說，“如果艾滋病人的心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那麼就說明我們社會的整體防治水平上了台階。”

　　事實上，對抗艾滋的國家政策與對待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的态度，往往來自同樣的認識水平。

　　毫無疑問，重複泰國和印度的錯誤是可怕的。泰國曾相信自己是佛教國家，道德基礎足以對抗艾滋;印度則不相信有什麼嚴重的危機存在，錯過了控制的最佳時機。

　　澳大利亞的防治手段受到各國專家的推崇，其特點是，大量的科學宣傳，對高危人群進行疏導而不是打擊，對病人和病毒攜帶者加以關懷而不是歧視。事實上，中國與之相比，還存在着差異。

　　有專家在采訪中表示，我們對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的關懷程度，與美國相差10到15年，“而且美國還不算做得最好的”。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在談及反對針對艾滋病的歧視時曾說：“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中國艾滋病傳播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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