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山廈醫院醫護人員頭戴鋼盔上班的新聞，以其強烈的視覺沖擊和諷刺意味，在即将翻完的2006年日曆上狠狠劃上一筆，令人哭笑不得，衆口評彈，為日益激烈的醫患矛盾“澆了一瓢熱油”。

　　救死扶傷的天職，和當前體制下的市場屬性，使醫生形象變得陌生

　　曾幾何時，人們把最美好的詞語獻給醫務人員：杏林春色、懸壺濟世、仁心仁術、白衣天使……這既是他們職業特點的形象描述，也寄托着公衆對他們的美好期許，容不得他們的白大褂上沾染污點。

　　抗擊非典一役，以鐘南山、鄧練賢、陳洪光、葉欣為代表的醫務人員，舍生忘死、守護生命，将醫護人員的高大形象深深紮根在人們心底。在同仇敵忾共戰疫魔的悲壯史詩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益暴露的醫患沖突暫時得以消解，醫患關系走過了一個短暫的“蜜月期”。

　　但随着近幾年“天價醫療”事件、各種醫療事故糾紛的接連發生，原本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和醫患矛盾，再次浮出水面并激化，成為社會熱點。比如今年，我省就發生了廣州華僑醫院副院長遭圍堵26小時、東莞患者家屬封堵公路、廉江鐵鎖封醫院大門等事件。

　　在糾紛中，患方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方式去“讨說法”。

　　“醫鬧”作為一個新興職業也因此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和警覺。這些所謂的“醫鬧”，整天在醫院遊蕩，一旦發現有死亡或者糾紛，就主動上前“接洽”病人家屬，拉橫幅、停屍體、大鬧醫院，逼醫院“私了”，事成後與家屬“分成”。“醫鬧”這一看似荒誕的職業，凸現了醫患糾紛偏離法制、訴諸沖動暴力的不良苗頭。

　　今年6月，成都護士長張德麗的離職，引起全國關注。她的身上集中了當前醫護人員的雙重重負。一方面，救死扶傷的天職造就了他們對自己職業崇高感的認同；另一方面，當前醫療體制下醫院的市場屬性，給他們創收的壓力。再加上少數醫院個别醫生的過度逐利，給患者造成沉重的負擔。于是，他們自己在遭受雙重身份拷問的同時，也使他們的形象“撕裂”開來。

　　回到鋼盔防鬧事件。如果說，以往多是患方在鬧，醫院相對保持克制和冷靜，那麼這次則凸現了另外一個信号，有人毫不客氣地說，鬧劇的主角似乎從患方變成醫方，在和平時期，白衣天使頭戴鋼盔面對患者的形象讓我們感到陌生。

　　“鋼盔防鬧”表明，如果事件得不到重視和解決，那麼将來越來越“以鬧制鬧”，醫鬧事件将會愈演愈烈，醫院将難得安甯，“和諧”的目标更難實現。

　　「醫患“兩傷”與多重問号」

　　為了不惹官司，“大包圍”式檢查大行其道，一些高風險手術也白白放棄

　　醫患之和，是社會之福；醫患失和，則兩敗俱傷。

　　鐘南山院士等紛紛指出，醫患兩傷的後果已經顯現出來，必須得到重視和解決。

　　廣州不少大醫院的院長、專家向記者反映，現在有些患者視醫生如“白衣狼”，往往根據自己一知半解的判斷，指責、幹涉醫生治療用藥。廣州某醫院甚至出現患者家屬拿DV機進手術室拍攝手術過程，據說是“萬一出了事故可以作證據”。

　　一家大醫院的資深專家憂心忡忡地說：醫療行業本來是個高風險、高技術含量的行業，現在由于“怕惹官司”，很多年輕醫生沒把握，隻能搞“大包圍”給患者多做檢查、多開藥，自然要加重患者看病的經濟負擔，“現在做個闌尾手術也要大檢查，萬一出現并發症，醫生就要負責”。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需要高風險、“試錯性”的手術才有望治愈的危重疾病，可能因為醫生縮手縮腳而白白放棄。比如，“一些心髒手術，本來搏一搏可以救活，現在多是搞保守治療，不敢開刀。”

　　其實，承擔醫患失和嚴重後果的，不僅僅是患者，醫生也一樣。

　　他們将會因為自己的縮手縮腳，而失去業務的進步。很多醫生為了讓自己在醫療糾紛中處于有利地位，大量時間忙着寫“規範病曆”，做一些非醫療性工作，耗費了精力。

　　不少醫生吐苦水說，這兩年社會輿論把“看病難、看病貴”的責任和矛頭都指向醫院，而一些害群之馬，更讓醫務人員的形象一落千丈。南方醫院一位外科專家說：“現在病人看我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老提防我們‘坑’他。現在好多醫生心身疲憊，都想轉行。”

　　目前，“鋼盔防鬧”事件還在處理中，在等待結果的時候，有許多的問号打在人們面前：明明有醫療鑒定、司法鑒定，為什麼患者不願意信任和依靠？

　　明明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為什麼醫護人員要戴起鋼盔自保，而不尋求法律的保護？（作者：段功 偉陳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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