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秋天，我和女友一起從财經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她被分配到市總工會。

　　工作、結婚、生子，住在單位分的房子裡，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多數人的命運。我平庸且沒有遠大理想，對未來的最美好憧憬也不過如此。誰知一個意外事件打亂了我的計劃。

　　女友的一個遠房舅舅解放前夕跟着父母到了台灣，後來去了美國，回來探親時，他表示願意幫我們出國。女友馬上熱血沸騰，慫恿我和她一起去。

　　我對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世界有揮之不去的恐懼——洋插隊、人情冷漠、從頭開始奮鬥，所以提議：她先去；境況好的話我也去，境況不好的話她回來，這樣進可攻、退可守。

　　女友要走了。在飛機場，我和她握着手四目相對，兩人依依不舍。她說：“等我。我們到美國結婚。”我卻說：“你可是去資本主義花花世界呀！你能等嗎？”話剛出口，我就覺得不妥，于是連忙道歉，“對不起，我胡說的。我會等你的。”

　　很不幸，我一語成谶。半年多後，她果然另有所愛。

　　我不是獨身主義者，許多年來，經親朋好友介紹，我看了數不清的姑娘，見過，處過，也愛過，可是最終沒有一個姑娘與我走進婚姻。好在有父母，生活中的一切瑣瑣碎碎都由他們照料，我隻要安心工作就行了。

　　與情感不如意相比，我的事業還算順暢。我工作認認真真、中規中矩，這恰恰是财務所必須具有的品質。一年又一年，我按部就班地提升——會計、主管會計、财務主任。1998年公司改制時，我被任命為公司的副總經理，主管财務。

　　然而，有條不紊的生活忽然偏離了軌道：2004年初冬，父親沒有一點兒征兆地突發腦溢血去世；他的去世擊倒了母親，被糖尿病并發症折磨的母親在2005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匆匆走了。父母辭世後，我的生活全亂套了：我既不知道自己有幾套西裝，都挂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有多少件襯衣，還不會操作洗衣機、微波爐、電瓷爐，更别提做飯了。上班時，我衣冠不整，頭發蓬亂，多次惹得女員工掩嘴偷笑。

　　2005年4月的一天，工會主席找到我說，29日市總工會将舉辦一個八分鐘交友會，屆時，女士坐着不動，男士依次和每一個女士面對面八分鐘。她很鄭重地告訴我，這是公司領導交給她的任務——幫助我找另一半，既是為了我的幸福，也是為了公司的利益。我心裡明白：常常遲到的人、生活狼狽不堪的人，是不适合做領導的，我這種狀況必須盡快改變。我說，我會去的，并争取解決問題。

　　我像做賬目那樣仔細地給自己定下三條原則。（1）準備好三分鐘的陳述詞。根據播音規律，每分鐘可以說180字，我說得慢一點，那就每分鐘150字吧，三分鐘是450字，這足以介紹完情況。（2）讓我有感覺的女士應該是相貌比較好，年齡在30歲以上，家庭環境不限，文憑不限，但要有幽默感。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辭，每天和枯燥的數字打交道，工作強度很大，回到家裡，妻子有幽默感、能引發笑聲是很重要的。（3）甯缺勿濫。對不過電的姑娘一律不發表陳述，隻要微笑就行，那樣既不會失禮，又會使對方明白我的态度，雙方都不至于太難為情。

　　29日中午，我看着鏡中的自己——衣冠楚楚，氣質成熟，額頭上抹不去的皺紋确切無疑地告訴人們我已到中年。41歲了，還去玩這種年輕人的遊戲？我不禁有點氣餒，但想想亂七八糟的家，想想每天狼狽不堪的日子，我又對自己說：今天，你要找一個能改變這種生活狀況的妻子回來。

　　活動大廳裡裝飾得熱烈卻帶點俗氣：大紅大綠的飄帶，姹紫嫣紅的假花。我忽然沒了信心：在這裡能找到合心意的妻子嗎？與庸俗環境相對的會不會是庸俗的人？

　　時間到了，原本在大廳裡走動的女士都找椅子坐了下來，每把椅子相隔兩米。我正考慮陳述時聲音應該控制在多大分貝才合适時，女主持人請男士入坐了。随着大廳正面那個白色石英鐘的指針指向2時正，主持人宣布：第一個八分鐘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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