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國中學生報》編輯吳若梅接了一個冗長的電話，是一個高一男生打來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吳若梅宣告：我要和異性發生性關系，馬上!

　　“行啊。”吳若梅不動聲色地回答，“可是，為什麼呢?”

　　“我周圍的同學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說。“行啊。”吳若梅還是那種緩慢的語調，“那你和誰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氣壯。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發生這種關系，那就得有個長遠打算吧?你愛她嗎?打算和她結婚嗎?”

　　“我們倆長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為什麼?”

　　“我根本不喜歡她。但是我們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個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歡我。”

　　“那這事兒你和她商量過嗎?”

　　“沒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強烈要求，她一定會同意。她特别喜歡我。”

　　“可是你想過沒有，如果你将來的妻子，在結婚前和别人發生過性關系，那你……”

　　“那絕對不行!”沒等吳若梅說完，男生斬釘截鐵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來肯定要和這個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來碰到一個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嗎?”

　　“嗯……那也是……”男生猶豫了半天，又執着地說：“那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家有錢，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當然可以。”吳若梅心裡咯噔了一下，但聲音還是很平靜：“可是找小姐，你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不出問題呀……如果這些我們都不考慮，還有法律問題呢?”

　　她慢悠悠地說：“你現在閉上眼睛，試着想像一下那個場景，警察進來了，把你抓住了，他會問你問題，比如：你叫什麼?你的身份證呢?你還是個學生吧，哪個學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賭，不出4個問題，就能把你問哭，你信嗎……”

　　來來回回40多分鐘，那個男生最後歎了口氣說：“吳老師，你說服我了，我不做了。”

　　聽到這句話後，吳若梅終于松了口氣，說：“我很感謝你。”

　　“謝什麼?”男孩兒大惑不解。

　　“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而不是草草地就進行了。感謝你這麼信任我。” 話雖這麼說，吳若梅心裡依然很沉重。當編輯之餘，她從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電台《今夜私語時·青春版》擔任了8年嘉賓主持，對她來說“這樣的事太多了”。家裡、辦公室裡，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講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談論性問題的。“講女生懷孕的事兒，每星期至少會有一封。”據吳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體檢中，某區就檢查出了3位已經懷孕兩三個月的女中學生。

　　在大家還在讨論性教育“應不應該進行”和“如何進行”時，青春期的孩子們早已開始了行動。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書，将人們的視線引向這個令人吃驚的領域。這本書名為《藏在書包裡的玫瑰———校園性問題訪談實錄》(以下簡稱《玫瑰》)，作者通過對13位在中學階段發生過性行為的學生進行調查式的訪談，得出的結論讓人瞠目———

　　在這13位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的學生中：半數以上是師生公認的好學生;1/3來自重點中學甚至是名聲顯赫的學校;他們初次發生性行為時100%不用安全套;他們有過性行為的事實，父母與教師100%不知道;他們對學校與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滿意。

　　作者之一張引墨在後記中引用李銀河的一句話作為這個結論的解釋：“由于我的樣本很少，所有沒有任何統計意義，也不能做任何統計推論……其中所有的材料隻具有‘存在着這樣一種事實’的意義……”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實”，仍然引起了強烈關注。發行半年來，該書重印6次，銷售量達16萬冊以上。許多家長看完這本書後，覺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對老師和家長的書，中學生卻成了主流讀者群，他們覺得這本書“很好”，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科學”和“人性化”的知識;更多性學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來對“這個事實”發表觀點，因為在13個“事實”背後，是青春期成長過程中更多不可忽視的“事實”。

　　“對于這些孩子來講，接受這個訪問，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

　　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會敬佩這兩位編采。

　　不僅因為他們有勇氣公開出版這個敏感而隐晦的題材的書，更因為他們能夠找到這麼多人，說服他們接受訪問，并願意向公衆講述他們對這一經曆的思考和感受。

　　對張引墨來講，事實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複雜。

　　“我幾乎是被動的。”她笑着說。當她把作這個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後，她更多的隻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她碰到的多是這樣的情景———一位受訪者打電話來：今天就見面吧。

　　張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換個時間嗎?

　　受訪者：不行!就今天。也許明天我就不想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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