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專家問北京市某小學五年級的孩子：“你知道《未成年人保護法》嗎?”

　　戴眼鏡的白淨孩子搖了搖頭。

　　“那你們上過法制教育課嗎?”孩子又搖搖頭。

　　“1991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是保護未成年人的‘小憲法’，但是學校的好多孩子不知道。法庭上還是孩子的審判對象，很多還不知道有這個法。”著名的“法官媽媽”、北京海澱區人民法院法官尚秀雲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1/3少年犯不知在犯罪

　　16歲的劉小超身材瘦弱，說話慢聲細語，卻是一個10多次搶奪同齡人财物、打傷同學的少年。

　　雲南省某派出所民警将他抓獲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甚至語出驚人，說他也曾被同學搶過，可他沒有報告老師、家長，而是自己悟出了“道理”：“隻有自己也去搶人，别人才不敢來搶你!”

　　最高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廳的劉雅清處長指出，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率還處在上升趨勢，“在高位上有升有降，暫時沒有看出下降的趨勢”。

　　尚秀雲說：“2006年以來，我們(指尚秀雲所在的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記者注)每年有400多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每年400多個孩子啊。面對這些失足的孩子，作為一個少年法庭法官心情真的非常沉重。這些正處在青春花季的孩子就犯罪，就要接受法律的懲罰、判刑，這都是不應該發生的悲劇。”

　　據一項對全國十個省市未成年人犯罪者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有34.9%的孩子實施犯罪行為時，“不知道這是違法犯罪，也不知道會受懲罰”。

　　“很多未成年人犯是處在無知的狀态以身試法。有的孩子說，我就想試一試刀子快不快就把人捅了，他不知道。”進行調查的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關穎說。

　　調查表明，未成年人犯罪者中在學校上過法制教育課的占43.4%，普通中學生約占73%。“這兩個群體非常顯著的差異是，普通中學生對法制教育課的積極評價遠遠高于犯了罪的孩子。”關穎說，71.4%的普通中學生認為“這種課程很有用，知法才能守法”，而未成年人犯隻有17.7%這樣認為。

　　“法制教育缺失和效果欠佳，造成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不知道法究竟是什麼，不清楚底線是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去用法律保護自己。”關穎說。

　　“把這幾年全國犯罪的孩子一統計，太令人震驚了，我們正站在争奪青少年、保衛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戰線上。”參與編寫我國首部《未成年人保護法》漫畫《陶德曆險記》的兒童題材影視作品資深編劇呂明明說。

　　法制教育不是吓孩子

　　法制副校長在學校法制教育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有一些兼職法制副校長缺乏培訓。關穎在我國西部地區調研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情況時，一位兼任當地中小學法制副校長的警官，穿着警服給孩子講法制教育課，上課時說：“你們吃名牌、穿名牌，槍斃站在頭一排!”

　　“這實際是一種恐吓教育，吃穿名牌和槍斃有什麼必然聯系嗎?所以我們的法制教育是有缺陷的。因為這位法制副校長所接觸的都是犯了罪的孩子，他拿教訓那些孩子的口吻和理念吓普通學生，能達到什麼效果呢?孩子對法律的抵觸、逆反心理就出來了，這對我們的普法非常不利。”關穎說。

　　多個領域的專家指出，目前主要以學校為載體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有缺陷”。

　　“中國打擊拐賣第一人”、公安部調研員祝燕濤說：“我到一個學校問法制副校長：你們有沒有一本針對兒童的、比較統一的書?他說沒有，說他們就講案例。”

　　上海市長甯區檢察院副檢察長、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姚建龍去學校講法制教育課，印象最深的是上課前校長對他說：“你要吓吓這些小孩。”

　　“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無需闆着面孔說話。如果你不适合孩子們的特點，你這個教育他不喜歡，他很難愉快地接受，更談不上怎麼把它變成保護自己的實際行動了。”關穎說。“法制不是機器，也不要刻意把法制變成一種法寶，它是一種生活。”姚建龍說，“法制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改進整個社會的法制觀念，所以應該從家庭、學校、社區網絡把法制的精神傳導進去，讓孩子能夠自己感受到，用跟他們的年齡、智力發育相稱的方式感受到。”

　　“在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過程當中，應當也對我們的老師、家長、公安幹警、大衆傳媒者——這些對孩子能夠有影響的成年人——進行教育，這樣我們針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才能夠有根基，有保障。”關穎說。

　　約1/4家長根本不知《未成年人保護法》

　　河北女孩小青的父親不喜歡女孩子，小青從小就生活在父母吵架的陰影當中。她多次跪着對父親說“求你對媽媽好點”，可父親從來不聽她的，每次喝完酒就打罵小青和她的母親，小青在14歲那年，夥同兩個男同學殺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作為一個孩子，她怎麼能解決如此巨大的家庭問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危機幹預，在關鍵的時候有一個方便的渠道，讓遇到問題的孩子能夠找到幫助她的人，就可能避免悲劇發生。”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研究部部長牛凱說。

　　雲南省昆明市盤龍區進行了“合适成年人”介入司法的制度試點嘗試。

　　這一群“合适成年人”經常被失足少年和他們的家長不解、敵視甚至辱罵，而最後常被感激地稱為“老師”。

　　他們在一些少年兒童還處在離家出走、小偷小摸、搶劫同學等情節較輕的階段時就會介入，在取保候審等階段，給内向孤僻的孩子創造領導、組織集體活動的機會，勸說或溺愛或粗暴對待孩子的家庭改變教育方法。

　　“我喜歡‘合适成年人’這個稱謂。在一個個小小少年走向深淵的轉折點上，隻要給他們一個正确的引導和幫助，他們是絕對不會去做‘罪人’的。看到他們重新露出燦爛的笑容，我就感到無比幸福快樂。”試點項目的“合适成年人”王老師說。

　　關穎介紹，在2008年進行的家庭法制教育抽樣調查中，隻有13.1%的受訪家長學過《未成年人保護法》，六成以上的家長說“偶爾接觸，知道這部法，但是具體内容不太清楚”，約四分之一的家長根本不知道有這部法律。

　　“我感覺現在對待未成年人犯罪有一個問題，就是‘養肥了再打’。其實這些孩子犯罪往往是因為有一個不幸的童年，而14歲以前的早期法制教育、挫折教育現在非常薄弱。孩子不知道有規矩，他想怎麼就怎麼着，大了以後他為了滿足自己的享受欲望就去犯罪。”尚秀雲說。12下一頁尾頁

　　“我們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的現實當中有很深的感觸，很多孩子本身就是受害者。因為他不懂法，隻能用加害别人的方式來保護自己。”關穎說。

　　“小孩不願意吃胡蘿蔔，大人就要想辦法把胡蘿蔔摻到其他食物裡，讓他不知不覺地把這個胡蘿蔔吃了。這就需要我們大人想辦法，把法律的東西潛移默化，讓孩子們成長，這種成長就是靈魂的成長。現在家長關注孩子靈魂成長少。”呂明明說。

　　“我們今年下半年深入全國18個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監獄調查發現，法律意識淡薄、家庭缺少關愛、網絡不良信息的影響都是導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重要原因，未成年人犯罪折射出成人社會與孩子的關系問題，現在很多家長不知道如何教育引導孩子，其實家長更需要學習和輔導。”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秘書長操學誠說。

　　“《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學習法律知識，但我們的家長更多的時候是在關注怎麼樣考高分、怎麼樣上清華耶魯，有多少時間在告訴孩子做人的底線應該是什麼呢?”關穎說。

　　“一個人生下來都是一張白紙，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不是他自己創造的，是我們成人社會創造的。我們教育孩子不要闖紅燈，那我們成人是不是都遵守交通秩序?”全國人大内司委工青婦室副主任趙智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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