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利益集團剝削艾滋病

　　專訪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委員李J

　　《國際先驅導報》，到2010年感染者數量有可能達到1000萬，甚至有些人說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完全喪失。那麼您對現狀如何評估？

　　李J。從醫學上說，艾滋病并不比呼吸系病、惡性腫瘤、腦血管病等疾病給中國人的健康和預期壽命造成的影響更大。實際上，艾滋病從産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個被意識形态化的問題，它更多地是一種标識。一國政府在艾滋病問題上處理的好與壞，關系着其國際信用、國際貿易、經濟發展，關系着本國政府和民衆的關系、内部事務的處理。艾滋病問題的深遠影響，比在醫學視野下病毒給人類造成的災害影響要大得多。正是由于它處在社會結構的深層，所以對貧困和社會不公正，對惡化了的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之間關系具有進一步的破壞力，而且能不斷地複制惡果。

　　艾滋病在中國顯現了一個發展中的問題，在貧富差異的群體和地域中，它的傳播途徑、流行和治療狀況也就有着明顯差異。相當數量的人處于貧困和被邊緣化的狀态，缺少和主流系統的溝通，缺少從主流社會獲得防範疾病的信息，不享有醫療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在社會事務中，包括艾滋病防治，他們處于被動，難以作為主體主動參與。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艾滋病的傳播就很難遏制。

　　《國際先驅導報》89067例，此外還有一個估計數字是84萬。這兩個數字的巨大差距，是否會影響國家決策？

　　李J，這也是艾滋病問題複雜的原因之一。報告數字是一例一例數出來的，估計數字84萬是用數學模型推出來的，這一點連一些官員，一些決策者也不清楚。當然，一些數學模型在做量化研究的時候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如果把這個做過了，就成了數字遊戲了。另外，取樣和哨點（檢測站）分布是不是能夠全面地反映全國的情況，這裡面有些問題是值得考慮和值得推敲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決策長時間處于情況不清的狀态，那是非常糟糕的。

　　數字問題，确實向我們提出了挑戰，我們面對着一個到今天說不清楚的艾滋病流行勢态。實際上，不隻中國，其他國家的數字也搞不清。但問題不在數字，而在數字不清的背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決策。但如果為了搞清情況我們都去做強制性的檢測，我個人是不贊同的。

　　《國際先驅導報》：2004年國家對于防治艾滋病的财政撥款達到8.1億元，而很多貧困的艾滋病患者還是不能得到免費治療和藥品供應，中間的障礙在哪裡？

　　李J，是一種價值觀的轉變，是政府對人民負責任的體現。在中國，沒有一個病像艾滋病那樣投入了這麼多錢，當然是有必要的。但這個錢怎麼花，有限資源應該怎麼分配？且不談有限的資源是用在醫療防疫保健方面，還是用在社會改革方面這樣複雜的問題。單說一些簡單的問題？每一筆投入能否最大地發揮效益？能否使我們的醫療設施、醫療保健能力有更大提高？能否在今後應付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中對人民健康有更多貢獻？

　　很多情況下，大筆善款都被不負責任地浪費在一些不必要的、低水平的重複上。比如，一些艾滋病研究項目，在展開之前并不認真調研過去的資料，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後才發現前人早就做過這方面的研究。為什麼不能做到強強聯合，或是強弱聯合，而一定要“弱者”來幹？也許隻有一個理由，本位思想：“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們應該從艾滋病的防治入手，把錢用在衛生基礎設施的改進上。具體來說，我認為資金應更多地投到衛生部門，但不能任由衛生部門去投放，要有審計或者其他的制約方式。根本上，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有效的制度來制約這些資金的運轉。

　　我們還要警惕，一種新的利益集團正在形成“吃艾滋飯”的人。對于世界性的扶貧工作，有人提出批評意見，說形成一個“扶貧産業”，貧沒有扶好，卻白白養活了一大批人。我希望不要讓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形成一個“産業”，養成一批人靠艾滋病白吃飯。吃是可以的，但如果吃了，一點貢獻都沒有，那就不應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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