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後，中國現代出現過三次大的所謂性解放。

　　在漫長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後，中國現代出現過三次大的所謂性解放。

　　第一次“性解放”主要發生在從“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到20世紀30年代的一段時期。

　　當“德先生（Mr.Democracy）”和“賽小姐（Miss Science）”開始闖入中國封閉的社會中時，傳統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謂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向往一種個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某些訴求外，最重要地表現在兩性關系上的自由選擇和反封建意識。

　　在當時，魯迅的《祝福》和《傷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達夫、徐志摩、沈從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錢鐘書、張恨水、郭沫若、謝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這一點。

　　當時的知識界、文化界和影藝界人士等性觀念和性行為開放得驚人，不僅與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别的姑且不談，就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正統經典文學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好幾代人。書中女主人公林道靜的心路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顯反映了對傳統性文化的強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在走投無路決定投海自盡時遇到餘永澤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後來因志向不同，産生隔閡和沖突，終于分手。林道靜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對學生領袖盧嘉川由崇拜到愛慕，但因後者的犧牲終成遺憾。後來，她又遇上了另一個學生領袖江華，再次堕入愛河。書中專門描寫了林道靜與江華的“一夜風流”。對這一點，當時在五星紅旗下成長的年輕讀者們，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時，又不禁大為困惑，一個女革命者能像這樣“亂搞男女關系”麼？

　　第二次大“性解放”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謂“上山下鄉”運動中。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運動使社會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态。例如，北京

　　的中學生所謂老紅衛兵以及各類造反組織，在停課鬧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曆史使命，甚至成為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無所事事，無聊之極，對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鬧事，就是偷雞摸狗。當時的這一批人，正值青春發育之際，情窦初開，性沖動萌然而生。于是，許多人偷嘗禁果，滿足性欲的一時需要。那時期，在北京流行着一種叫做“拍婆子”的時尚，指的是一個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麼地方，碰到一個“盤兒亮”（臉盤長得漂亮）和“條兒好”（身條長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将其勾到手。誰拍的婆子越多，誰就顯得越男子氣式的英雄。20世紀60年代末，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開始，數千萬知識青年志願或不志願地到落後農村、偏僻山區或遙遠邊疆的公社、農場或建設兵團落戶。政局動蕩、經濟混亂、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艱難以及各級官員濫權和腐敗，很快就使知青們對“大有作為”的“前途”喪失了信心和鬥志。不少人幹脆胡作非為，甚至成為地方上最頭疼的禍害。在這種境況下，年輕的男男女女們，更是普遍地偷嘗禁果，造成了無數的孽緣。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為了提幹、入黨、上學、招工、謀職或病退困退返城隻好在淫威權勢下出賣肉體。20世紀70年代初，一個大型軍用化纖被服工廠招收數萬女青工，主要來源為知青。當時身體檢查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必須為處女，結果發現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鑒于這種情況，當局無奈隻得放棄了此項要求。後來青工們到崗之後，發生更多的“不正當男女關系”。

　　第三次大“性解放”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二十年。

　　共和國建國以來，“性”乃最大禁區之一。在任何一個單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亂搞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那就一輩子甭想翻身了，什麼長工資、分房子、職稱提升統統泡湯。在“文革”中，要想把一個“走資派”真正鬥倒鬥臭，最好找出或編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風問題，簡稱“搞腐化”。

　　改革開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滲入中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商業化和搞活經濟使人們個人選擇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間明顯得到松動和擴展。過去一個人所在單位即大家長和終身衣食父母的那種全能性控制逐漸弱化。在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體，行使個體生産承包制。在城市，許多人轉到外資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或個體買賣。

　　整個年輕一代，再也不像他們的父兄，即20世紀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樣成為政治理念和既定價值規範的遵奉者。對于“老大學生”、“老三屆”、“小三屆”等幾層人而言，一些由于當年特定的社會環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誤會婚姻”、“無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時候。個人社會處境的改變産生了新的社會關系。總之，政治局面的某種寬松、經濟條件的某種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種提高，使人們有可能在肉體、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産生新的追求。這些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就表現在人們的性觀念、性關系和性行為上。

　　特别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内的性觀念、性關系和性行為開放得驚人，同時也造成一些正面、負面或有争議的後果：（1）男女性道德的規範差距相對縮小；（2）女性的性主動性、性自覺性和性選擇性增強，即不再一定是單純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為的年齡大大提前；（4）惟性主義，即單純性享樂主義的觀念滋長；（5）性行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為多種多樣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種以性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比從前得以較大的寬容；（7）以性為對象的各種科學研究得到認可和推廣；（8）在各種媒體上以性為焦點的公開讨論趨于社會大衆的認同；（9）離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顯著提高；（11）婚前性行為的普遍化；（12）婚外戀的增多；（13）異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學的流傳；（15）賣淫活動的泛濫；（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變相買賣性關系的大量産生，如長包女、包二奶等現象等；（18）同性戀的逐漸公開化。

　　一位社會學家說得不無道理“性開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為在“男權本位主義”的社會裡，男性本來相對就是“開放”的。

　　在中國社會的轉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顯得更為突出。然而這種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現正負兩個方面“性命運”的主人，或是更喪失自我，比封建時代的“女祖輩前人”更廣更深地淪為“性商品”而進入“性市場”。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