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田亮自傳《最亮的十米》

　　2004年田亮和郭晶晶手握獎杯合影

　　1992年競争是我們交往的主題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的名字開始頻繁地和一名叫郭晶晶的保定女孩聯系在一起，“亮晶晶”也成為媒體的頭條，成為人們經常挂在嘴邊的詞彙。面對一次次八卦味十足的提問，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來應對。因為任何不恰當的形容，都有可能招來“滿城風雨”。我不想傷害任何人，也不願意因為自己不慎重的言行，帶給别人被動和不好的影響。我想，現在是向大家交代一下自己的感情觀的時候了，如果這也算是感情的話。

　　1992年底，國家隊舉行了新一輪的奧運會集訓。來自全國的幾十名少男少女來到了集訓地南甯。這其中也有郭晶晶，但集訓的小孩太多，我和她沒有說過話。

　　1993年2月，這幾十人中，隻有我和郭晶晶被留下來。“這個女孩，怎麼跟男孩子似的，理個小平頭？”我直犯嘀咕。畢竟人小，加上隊伍規矩甚多，我始終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93年底的國家隊集訓。

　　那一年全運會後，我成了副總教練吳國村的門下弟子，而她的教練是副總教練于芬。熟悉跳水的人都知道，吳國村和于芬是當年中國跳水隊的兩面旗幟，其組内成員絕對是“夢幻班底”。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的名字簡化成了郭郭，兩個剛進隊的小孩，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成為兩組“金字塔”下的“底座”，因為我和她在各自組中都是年齡最小、技術最差、成績最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地位和認可。

　　跳水隊每周都會有評比，分量最重的是先進集體。在評比中，年齡最小的我們充當急先鋒的角色。無論是運動量、出勤、衛生、按時休息等我們都是最出色的。因此，每周紅榜下放時，我們都會為先進集體辯護、争論一番，然後約定下周好好表現，再争高低。

　　日子久了，在争搶中會演繹出許多對話來，競争對手成了最熟悉的人，這就是所謂的革命友誼吧。自打我和郭郭認識的第一天起，競争便成了我倆交往的主題。可以說，在我們的成長曆程上，書寫下了數不清的第一。而這些第一，在我們收獲成功喜悅的同時，也一起體驗到了成長的煩惱。這也算是“青梅竹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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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第一件禮物是圓珠筆

　　1995年，我們要出國比賽。我先參加了國際遊聯瑞典、俄羅斯和德國站比賽。回來後，我給郭晶晶帶回了一件禮物：一支特别細長的圓珠筆。

　　這是我第二次出國，多少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買了一大堆禮物分給國内的隊友與親友。給郭晶晶的禮物，隻是衆多禮物中不太起眼的一個。但這是我第一次送她禮物，也是第一次給異性買禮物，很有特殊意義。

　　“這是我順便買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歡？”訓練結束，我很禮貌地将禮物送給她，完成這個動作時，像往常跟她搶保護帶、和她一起上學那麼的平常。這是實話，我在商店裡看到那支圓珠筆，腦子裡立刻就想到了郭郭，覺得送給她最合适。

　　郭郭接過筆随便應了一聲，沒表示什麼。但看得出，她對這個小禮物愛不釋手。她是很細心的女孩，有時你不經意的一個舉動，會讓她感動半天。而她也會特别在意一些小事情，讓你感動。與這樣的朋友相處，你會時刻感受到被關注，那種感覺很溫暖。

　　6月，我和郭郭又參加了加拿大、美國站比賽。到了美國佛羅裡達，我和郭郭拍下了生平第一張合影，照片中，我倆并肩而立，她的頭發根根立着，怒發沖冠，眼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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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對郭郭我多了一份憐惜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後，國家隊暫時解散，我回到了重慶老家，用時間來化解傷痛；而她留在北京接着練習。

　　過慣了國家隊的集體生活，遭受了奧運會的打擊，回家的日子讓我覺得難熬。有時我會給郭郭挂電話，告訴她，我一直在放假，這裡有遊戲、好多好吃的，有父母的陪伴、隊友的安慰。她告訴我，隊裡很枯燥，沒有我們這邊的生活豐富多彩。但她正處于恢複階段，也見到一些好玩的東西。

　　電話兩端，牽引着兩位被奧運會遺棄的少年，分享着彼此生活的點點滴滴。那段日子，給她打電話是我生活中少有的亮點和溫情時刻。

　　終于回到國家隊了。一個冬日的午後，我們都在進行陸上訓練。場地裡共有三塊跳闆，闆離地面有一米多的高度。我在最外邊，郭郭在最裡面，中間是池斌。郭郭和池斌邊訓練邊聊天、談笑風生。我停下來看她們訓練。一彈、兩彈、三彈，眼看着郭郭就那麼掉了下去。我第一個反應過來，一邊往外跑，一邊大聲喊着：“郭郭掉下去了，大夫快來看看！”

　　大夫與助理教練都來了，把她從坑裡抱了起來。她一直握着自己的腳，一個勁地喊着：“我的腳！”但她始終沒有哭。一看她的表情，我就知道傷得肯定很嚴重。教練說：“她的腳踝最柔弱的地方碰到闆尖上了，可能骨折了，得送北醫三院！”

　　那是我第二次看到她受傷。這是個容易受傷的女子，讓我多了一分憐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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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她的女人味讓我驚呆了

　　1997年元旦，隊裡難得放了兩天假。早飯後，我拉着她的河北隊隊友王宵松一起到遙遠的北醫三院看望她。看到我們來了，郭郭特别開心，一點兒不像受傷的人。我們講起了跳水隊裡好玩的事情，并約定下次還來看她。

　　“記得一定要再來看我啊。”臨出發前，郭晶晶反複叮囑。很遺憾，沒來得及等她的傷痊愈，我們都回到了各自的地方隊，備戰八運會。我随陝西隊來到北京，而她回到河北保定。那段時間，我們之間的電話明顯增多了，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1997年4月全運會預賽，她無法參賽，但随隊觀摩比賽。幾個月不見，她的小男孩發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過耳長發，臉也變得圓圓的了，舉手投足間，大大咧咧的假小子變成了羞答答的小姑娘。“怎麼把頭發留長了，還胖了不少，多少斤？”我故意挑釁。“沒辦法，我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又沒法訓練，頭發也懶得剪，就成現在這樣了。”說這話時，她沒有像以往那樣和我鬥嘴，而是不在意地甩了甩頭發，竟然女人味十足！我一下子驚呆了！

　　賽後，她又回到保定，我也回到了北京。不過，打電話的頻率比以前增多了。為了通話方便，我還買了幾張200的電話卡，在一層樓的樓道上，傾訴着相同的話題。“現在練得怎麼樣？那邊有什麼有趣的事？”

　　有時，最深切的關懷和挂念，往往存在于這樣幾句既簡單又直白的問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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