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鈞炮轟音樂排行榜被“屎”占領的時代，讓我們回顧下“打口一代"的音樂之路

打口碟的真實屬性是“洋垃圾”：高估銷量的國外出版商為了避免向藝人支付滞銷CD的版稅，選擇以切口、打洞或者碾壓的方式銷毀CD。這些受傷的CD被傾銷至廣東沿海，再以低廉的批發價進入各個城市

王莫之堅信，即使沒出門散步遇上打口販子，自己稍晚些也會進入搖滾樂的世界。“現在想來，最早聽到的搖滾樂應該是《聖鬥士星矢》的主題曲。真的，我放給你聽一聽。”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79期）

曾經的“大自鳴鐘”，宜康電子電器市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上海的文藝符号，那裡有CD、DVD，有原盤原盒，也有被修複好的打口碟 圖 / 鐵匠

Crash! Boom! Bang! / Anyone (Live at Forest National, Brussels, October 22, 2001)

Roxette - Way Out

打口的一代

1996年，即使14歲的王莫之每月有50元零花錢——那年上海市人均月收入為773元——他依然很不夠用。

某個晚飯後的例行散步時間，王莫之在上海音樂學院門口用40元錢買了些新鮮玩意兒：美國鄉村音樂精選，Roxette的專輯《Crash! Boom! Bang!》和《007黃金眼》的電影原聲。

聽碟販子說，這些CD學名“打口碟”，都是從海外偷運而來的正版碟，能十來塊賤賣有賴于外殼和盤面上的那道切口，切口則是海關對走私的懲治。

王莫之信以為真。雖然他費解于為什麼走私犯這般愚蠢為什麼海關手下留情：沒有一張CD是完好的，但每一張破損的CD都能播放。

沒有愚蠢的走私犯，隻有精明的唱片公司。打口碟的真實屬性是“洋垃圾”：高估銷量的國外出版商為了避免向藝人支付滞銷CD的版稅，選擇以切口、打洞或者碾壓的方式銷毀CD。這些受傷的CD被傾銷至廣東沿海，再以低廉的批發價進入各個城市。

上海人民對海外正版音像制品的渴切在1988年的電影《綁架卡拉揚》中可管窺一斑：中國圖書進出口上海公司一樓人頭攢動，年輕人拿着小紙片對售貨員念出一串卡帶編号。那時中圖旁的弄堂裡已有“拷兄”：複制原版卡帶後出售，英國搖滾樂隊Pink Floyd和Dire Straits亦在其中。

據王莫之考證，1992年已有打口磁帶進入上海。1995年起，打口CD散落在半個上海城區的街頭：五角場、音樂學院、華亭路、思南路、福州路、淮海路、複興中路、大自鳴鐘、虬江路、長順路等等。1999年，搖滾畫冊《北京新聲》在扉頁上印了七個字：獻給打口的一代。

碟販們往往在黃昏後開始行動，一頓晚飯撐到深夜。他們用硬紙闆和封箱帶做成一個小箱子，立排四列簡裝CD。淮海路沒音樂學院門口那麼多樂迷，打口碟自然賣得也便宜些，十元三張，新貨貴一點，每張五元。

誠實地說，買打口碟其實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碟挑人，而非人選碟。王莫之并不知道外殼内藏着什麼樣的節奏和旋律，他滿懷期待地拆封，“bang”地與音樂撞上，欣喜若狂，然後滾雪球一般，建立起自己的迷你曲庫。

去得早，懂得多，這是挑打口的關鍵。有的碟販不懂洋文不聽音樂，便成了王莫之少時的機緣：幫他們選貨，他得裝作很懂行的樣子。

貨藏在曲阜路附近，500張起賣，單價一元左右。三個安徽兄弟租下的民居成為三大碟頭的窩點，陰冷潮濕，鐵架鏽蝕，牆壁起皮。老大說兄弟三人經手過的CD，多得可以填滿黃浦江。老三常備兩本殘卷《唱片典藏300張》和《爵士名盤300》，若是顧客對報價不服，他便指着其中某頁說：“這本書是我朋友寫的，上面的碟都是我幫他搞的。”

在曲阜路，王莫之終于知道打口碟不是海關手下留情的走私貨。

随着新千年的到來，打口碟的傷口慢慢愈合，市場上開始出現“原盤”（外殼有損，碟無損）和“原盒”（毫發無傷）。上海文廟逐漸湧現幾波“打口”潮，而聚集了一股“打口”販子的華亭路服裝街被拆除，便帶動了襄陽路服裝市場（2000年5月-2006年6月）裡的唱片零售事業的繁榮。

2001年秋天，王莫之進入大學，他開始混迹于一個名為“現代變奏”的論壇，以“莫之”為ID，音譯自他喜歡的英國搖滾歌手Morrissey（Moz）。這個論壇的版主是Bunnyman，上海後朋克樂隊驚弓之鳥的吉他手章志強。

論壇裡的常用縮寫“DZMZ”實指“大自鳴鐘”。自從王莫之弄明白這個縮寫的意思，他也習慣于在周末清晨驚醒：是該去大自鳴鐘淘碟的辰光了。

大自鳴鐘是上世紀20年代在公共租界内建成的一座鐘塔，雖然鐘塔早已拆除，大自鳴鐘作為地名卻被保留下來。文藝青年口中的大自鳴鐘是西康路宜昌路口的宜康電子電器市場，又稱“大自鳴鐘電子市場”。一樓賣碟，二樓賣五金，三樓賣碟，各司其職，絕不走題。

王莫之 圖 / 受訪者提供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大自鳴鐘是上海的文藝符号，那裡有CD、DVD，有原盤原盒，也有被修複好的打口碟。

雙休日早上的24路公交格外擁擠，乘客們要在8點半前抵達澳門路站——迄今仍是距離碟市遺址最近的公交站點。8點半，伸縮門的鐵鍊被一位上海老爺叔移開，碟販和碟友一同湧入市場。場面總是會失控那麼一會兒，碟友盯着開頭箱，搶尖貨，碟販四處張望，試圖阻止一定會發生的失竊事件。

精明的碟販依據買家那張臉開價，他們必須清楚誰懂貨。那年頭跨省交易缺少支付寶這樣的中介，外地的朋友還得靠本地人。今天我們能在百度貼吧裡看到這樣的留言：“以前都不大敢得罪店主，她開價高你要是不買，以後你去都給你臉色看。”

大自鳴鐘最有名的碟販是“蘇三”姐弟：在三樓賣碟的蘇北人。王莫之喜歡弟弟，因為弟弟給他的單價比别人低一塊，姐姐頂多拉掉個位數的零頭。不過姐姐才是主角（蘇三後來真的成為一部短片裡的女主原型，連名字都不差），她能用一口刮辣松脆的蘇北話同客人們劈情操，黑澤明、阿巴斯、庫布裡克、庫斯圖裡卡這些名字因此沾上了幾分性感。

那張《Crash! Boom! Bang!》身負重傷，最後三首歌王莫之就從沒聽到過。直到七年後，他在大自鳴鐘找到了一張原盤。

“特别棒，特别搖滾”

十歲之後，王莫之再沒說過新幹話。

他是上海知青的孩子，在江西一個環山的小縣城裡長大。因此他熟練掌握了兩門方言：新幹話和上海話，後者是一門必須在江西家中和每年兩次回滬探親時使用的小語種。

回滬是一系列複雜的交通銜接。搭拖拉機到縣城汽車站，乘長途客車抵達南昌、吉安或樟樹的任意一座火車站——始發站取決于父母托朋友買的火車票。

上海比新幹好。在上海度過的寒暑假裡，王莫之看過最新的日本漫畫，TVB的電視劇，還在樓下鄰居家打了很多個下午的遊戲機。

少時的王莫之寡言。十歲前，他困惑于如何與新幹的孩子們交流自己喜歡的漫畫和電視；十歲後回到上海，他那尚未回滬的戶籍和借讀生身份，又時不時被指指點點。

他自小就說一口最标準的市區上海話，卻費了些時間學習成為上海人，比如不能随地吐痰這樣的城市禮儀，比如補齊上海人的談資。直到中考出分前，王莫之都擔心自己會被送回江西。好在一切如願，他收到一所重點高中的錄取通知書，戶口也在次年遷回上海。

少時王莫之交心的朋友不多，其中一個是雜志《音像世界》。第一次在圖書館碰上的時候，王莫之“很震撼”。那時候他已經沒頭沒腦聽了幾個月打口碟了，周圍的同學們正在勤奮學習，沒人知道搖滾是什麼。幸好，遇到《音像世界》就是找到了組織。

在那個資訊匮乏的年代，《音像世界》是字典也是情報，是王莫之能去幫碟販選貨的底氣。王莫之着迷于孫孟晉的樂評，雖然他看不懂寫的是啥，但“感覺特别棒，特别搖滾，特别抒情”。

孫孟晉是90年代起上海很有影響力的電台DJ。1993年他第一次錄制電台音樂節目，帶去了兩張CD：The Beatles和Bob Dylan。在他當DJ的十幾年裡，他用一口不标準的普通話向上海的聽衆熱切地分享了搖滾樂。

樂評人孫孟晉

和他的電台節目一樣，孫孟晉的樂評也常常夾雜着個人故事。他的文字有些苦悶，這苦悶正是他愛上搖滾樂的起點。搖滾樂不是日常生活的折射，它要造一個新世界。孫孟晉隽永的抒情和多變的詞彙，正是搖滾樂般、富有詩意的黑色沖擊。

回滬後，王莫之喜歡上聽音樂電台和粵語歌曲。所以他堅信，即使沒出門散步遇上打口販子，自己稍晚些也會進入搖滾樂的世界。“現在想來，最早聽到的搖滾樂應該是《聖鬥士星矢》的主題曲。真的，我放給你聽一聽。”

成為資深樂迷是進大學後的事情。那段時間洋垃圾井噴，市場上甚至出現了不少原盒的日版唱片，王莫之想買的更多了。入不敷出的時候，王莫之就在“現代變奏”上便宜賣碟。坦白說，幾乎所有“現代變奏”的ID都在做交易。

“現代變奏”把王莫之變成了一個話痨。他對音樂的感受被勾了出來，“想表達的東西多了。”他在其中找到了不少知心人，他們擁有最高純度的聊天：隻談音樂。

王莫之開始在周末去看搖滾樂隊的現場演出，順便賣碟，順帶社交。他常去的Live House有三個：田子坊的“音樂倉”、徐家彙的“哈雷”和新天地的“ARK”。

嚴格來說，真正的Live House隻有ARK一家，其餘的都是兼職搖滾樂演出的酒吧。ARK是上海第一個标準日式Live House，精緻且專業，有日本人投資，也有日本調音師駐紮。

2005年，上海新天地ARK酒吧

2003年，王莫之在ARK看了一場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上海樂隊拼盤演出，“陣容飽滿，打光考究，還噴了幹冰。”

這一年的ARK有許多值得一說的演出。比如4月20日，上海搖滾樂隊在ARK聯演“我們這一代”，參演樂隊有Junkyard、“髓”、“三黃雞”、“發條橙”和“戈多”等。現場聚集了近400人，後來成為果殼網聯合創始人的莊納在當年寫道，“對這些樂隊成員和很多歌迷來說，搖滾是他們的信念，也是他們的生活。”比如年中，窦唯與不一定樂隊在ARK舉行了他們的首次公演。又比如年末，上海樂隊水晶蝶、擴音器、頂樓的馬戲團等和日本搖滾樂隊Beanbag在ARK聯演。演出組織者是與孫孟晉齊名的樂評人費強，他穿着一件紅色的毛衣，在台上大喊：“上海的搖滾是永遠會堅持下去的！”

看完現場演出，王莫之還會吃“搖滾飯”：樂手和樂迷在新天地附近找家本幫館子拼桌吃飯。王莫之跟着朋友的朋友混在其中，聊國外的搖滾，或是讨論淘碟資源互換。

大自鳴鐘和Live House迫使王莫之提早看到了“社會”。謊言欺騙，流言構陷，還有理不清的感情故事，“已經感覺這個世界比你接觸的更深，學校還是烏托邦。”王莫之說。

他依然是本分的學生模樣，涉世未深，對音樂之外的東西沒興趣。他和聽友去看展，滿腦子惦記的都是回家開尖貨。多年後再說起這個細節，王莫之的語氣有些自嘲。他說當他喜歡上文學，他發現無論三島由紀夫還是羅布格裡耶，或者《論攝影》還是《禁色》，他都曾瞧見過，或是在朋友家中，或是在交易中。

“我是純粹的搖滾樂迷，他們是标準的文藝青年。”王莫之說。

大學四年，或許還要連上畢業後那幾年，王莫之把自己燒在搖滾樂裡了。他認識的樂隊數從三位數變成五位數。在撥号上網的年代，他每天都挂在SoulSeek——一個世界版的VeryCD，點對點文件共享程序——的中國小組下載音樂，他将AMG（All Music Guide）——一個關于音樂的元數據數據庫——奉為淘碟指南，絕不漏過編輯推薦。

很快，王莫之就是文藝青年了。以“現代變奏”為起點，王莫之成為了一名風格飄逸的樂評人，在圈内名聲漸響。再後來，他成了雜志社的文化編輯，又成了小說家。他不定時發售100本自印的樂評集或是小說。總能售空，也總是賠錢，唯有一本樂評集賺到過200塊。

2015年，雖然有些不太切題，但“現代變奏”成了王莫之出版的第一本小說的書名。

搖滾樂讓王莫之和他的朋友們擁有了獨特的幸福與激烈的快樂，并且延續至今。年歲漸長，聊天的純度摻了些憂愁：空氣質量，小孩上學，職場瓶頸。

310

2008年伊始，大自鳴鐘成了一棟空的建築物。過完年的3月頭，原本賣洋垃圾的大部分遷入西宮旁的銀宮商廈，一小撮搬進虬江路的電子市場，賣DVD的都去了葉家宅的事久建材市場。

銀宮的幾十位販子，唯一的上海人姓王，娶了個台灣老婆，一年中有半年無預警輪休。輪休意味着小王回台灣了，且尖貨即将到來。“沒有比小王更懂貨的碟販了。”王莫之說。小王會語重心長地提示，這張伊能靜如果不作為贈品的拼圖，其實可以便宜些；那張張信哲的早期黑膠，奇摩拍賣的市價折合人民币超過700，開650是因為他有三張，這張成色稍遜。

銀宮存活了九個月，之後碟販們又搬去了新西宮和葉家宅。

葉家宅熱鬧的時候，CD作為音樂存儲介質的光輝即将攀上抛物線頂點，而王莫之開始玩黑膠唱片。

改建前的葉家宅是個回字形，過道不足兩米，外口是大小不一的門面，内口上半部分被樓梯占據，下半部分堆放雜物：二手家電、破箱子和賣剩的音像制品。多數時候，黑膠也放在這下半部分。

“那個階段沒什麼人（玩），特别便宜。”倉庫裡摞着一箱箱日本來的洋垃圾，五塊錢十塊錢一張。王莫之打扮成搬運工的樣子，戴着口罩，打赤膊或在脖子上挂一條毛巾，“真的很誇張”，他說。

一箱約80張黑膠唱片，王莫之挑揀的手速很快，肌肉因過速而大量的重複動作顫抖起來。“我們一個下午可以挑兩三噸。”一噸約為三四十箱，先看完的幾箱被拖到屁股下面當凳子用，“要搶的，動作慢一點好東西就搶不到了。”和自己這個壯勞力不一樣，王莫之見過老外帶着一個可移動的黑膠唱機，打開折疊棒，戴上耳機，現場試聽。

有時候店主會煞有介事地說：“去年和日本方面訂了一個合同，保證每月發我幾噸貨。”所謂的日本方面其實是汕頭的幾家料廠，處理外國垃圾，合同自然也是不存在的，但王莫之裝作信以為真的樣子點點頭，真心稱贊店主。

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是碟市的一場寒冬。碟在上半年都不能賣了，這一寒就逼得不少碟販轉行。搬到葉家宅一樓的蘇三聽話，把攤位改成了襪子鋪，DVD交易蹲藏在櫃台下面。次年4月，碟市回春，好些碟販的淘寶交易已經超過了門面生意，甚至有些門面生意不過是淘寶訂單的馬甲：當面交易省運費又可以驗品相。

2012年的淘寶屢屢刷新單日網購紀錄，蝦米音樂也即将被阿裡收購，QQ音樂已經擁有超過百萬首正版歌曲，日活用戶4000萬。

這一年起陸續有碟販退市。一個月兩三千的租金，卻隻有八九天的生意，賺錢不易。原盒越來越便宜。2006年一百多塊的原盒，如今十元也沒人要。葉家宅的二樓很快空了出來，物業拆掉一大塊租給網吧。

客流量在萎縮。老面孔失蹤，新面孔也不見頂上。“一直來的，該有的（網上）都有，（網上）沒有的又買不到。而且你們現在那麼懂貨，還曉得上淘寶查價，買不起啊。”碟販很沮喪。

除了在上述跳蚤市場淘碟，王莫之還常去長順路一對父子倆的店裡。長順路靠着虹橋，那兒外國人多。店裡也常有老外，雖然貢獻不高。“最好和最戆的客戶都是中國人”，老闆總結道，“老外就是差差過。” 但總還是有那麼一兩個老外，偏好古典爵士這樣的高價盤，買到積重難返，一單破千，老闆開路虎相送。王莫之跑得勤快，一周光顧兩三回，一年也能在老闆那兒花上兩萬多。

拆箱裝箱是個苦力活兒。老闆得先分揀膠體彩色的彩膠，再分類單曲EP大碟日本這四類，其後歐美單曲還需要根據封套顔色細分“彩皮”和“黑白膠”。紗布手套是必須的，盤基薄的唱片抽插不當比刀片還厲害。王莫之跟着老闆學了不少東西，比如如何辨别原始貨：箱體上藍色或棕色的不透明膠布在中國買不到，國産的透明封箱帶代表了不可信。

長順路的店開了八年。據王莫之說，老闆起初賣CD，大二時就賺足了學費，之後吃這口飯吃了十年，沒賣過一張盜版。2013年，王莫之從阿裡旺旺上得知了老闆的父親往生，其後，老闆關店赴美。

葉家宅則撐到了2014年，虬江路比它多半年。亂哄哄烏糟糟的市場被一紙關停。商戶們的虧本甩賣，王莫之沒參與。差不多2013年起，他就很少再去淘碟了。

粗略統計，王莫之大約擁有五千多張CD、兩千多張黑膠、五百多盤卡帶。而他電腦裡三大音樂平台的自帶曲庫超過兩千萬首。

聽音樂是最快樂的，這點永不改變。音樂巨大的吸引力會嚴重幹擾王莫之的寫作，他一度整月都沒聽音樂——我們是說，沒有專心投入地聽。但樂評是畢生的愛好，去年，王莫之又售空了一百本自印樂評集。

人不應該在三四十歲停下對音樂的冒險。近兩年，王莫之着迷于爵士和黑人音樂，日子仿佛回到了少時在襄陽南路買打口碟，每天都有新的音樂在等待他。“爵士每張感覺都不一樣，非常打開想象空間”，是無底洞的驚喜。

王莫之在35歲時開始了生活的冒險：他辭職成為全職作家。他說他們都是被搖滾樂改變的一代人，隻是他被改變得更徹底了一些。他寫了幾個上海青年人的故事，以搖滾樂和文學為生活底色，名為《安慰喜劇》。王莫之說起話來有種抑揚頓挫的和善：“就寫這代上海人吧。希望我的小說有社會價值。”

他将長順路的故事寫成了《安順老伯》，收進了短篇小說集《310》中。“310”是上海人身份證數字的前三位。

（本文寫作參考王莫之作品《現代變奏》、《安慰喜劇》、《310》等，特此緻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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