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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蘇格蘭不可知論哲學家、經濟學家、曆史學家，被視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雖然現代學者對于休谟的著作研究僅聚焦于其哲學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曆史學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蘭史》一書在當時成為英格蘭曆史學界的基礎著作長達60至70年。

　　曆史學家們一般将休谟的哲學歸類為徹底的懷疑主義，但一些人主張自然主義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

　　研究休谟的學者經常将其分為那些強調懷疑成分的（例如邏輯實證主義），以及那些強調自然主義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學受到經驗主義者約翰·洛克和喬治·貝克萊的深刻影響，

　　也受到一些法國作家的影響，

　　他也吸收了各種英格蘭知識分子如艾薩克·牛頓、法蘭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等人的理論。

　　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曆）生于蘇格蘭愛丁堡的一座公寓裡，父親是在甯威爾區擔任律師的約瑟夫·休姆

　　母親是法爾科内夫人。

　　休谟在長大後偶爾也會回到甯威爾區的老家居住，

　　他在1734年将名字從休姆改為休谟，

　　休谟在年僅12歲時就被家裡送到愛丁堡大學就讀（當時正常的入學年齡是14歲）。

　　最初休谟打算從事法律職業，但不久後他發現自己有了“一種對于學習哲學和知識以外所有事物的極度厭煩感：“當我的家人想像我正在閱讀屋埃特和維尼阿斯（兩位當時著名的法學家）時，我實際上卻是在閱讀西塞羅和維吉爾的著作。”

　　休谟對于大學裡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訴一名朋友說：“你根本不能從教授身上學到任何東西，那些東西在書裡都有了。”

　　在那個時代，一個貧窮的蘇格蘭人能選擇的生涯途徑相當少，

　　休谟面對的是成為家庭教師或是成為商人的職員這兩個選項，他最後選擇了後者。

　　《人性論》 1734年，在于布裡斯托經商數個月之後，休谟前往了法國安茹的拉弗萊舍（La Flèche）旅遊，

　　在那裡休谟經常與來自Prytanée軍事學校的耶稣會學生進行哲學讨論，勒奈·笛卡爾也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

　　在那裡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己訂下了生涯計劃，

　　決心要“過着極其簡樸的生活以應付我那有限的财産，以此确保我的獨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慮任何除了增進我的文學天分以外的事物。”

　　在法國定居時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當時他年僅26歲。

　　雖然現代的學者們大多将《人性論》一書視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學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書剛出版時并沒有獲得多少重視。

　　休谟從英格蘭、法國及德國的學術刊物看到了書評，有些甚至很長，但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撰寫《人性論》的艱辛過程使得年輕的休谟近乎精神錯亂，為了恢複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決定暫時返回平凡生活。

　　《大不列颠史》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論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書後，休谟申請擔任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和精神哲學”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學拒絕。

　　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變的時期中，休谟成為當時被官方形容為“瘋子”的安那代爾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師，這份工作隻維持了一年左右便結束。

　　不過，也是在這段時間，休谟開始撰寫他的曆史巨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書，這本書的寫作持續了15年，寫成時已超過了一百萬字，最後從1754至1762年間分成六冊發行。

　　在這段期間休谟參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創辦的教規門講會（Canongate Theatre），借此也認識了其他許多當時在愛丁堡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

　　從1748年開始他擔任了聖克萊爾将軍的秘書長達三年，同時一邊撰寫他的《人類理解研究》一書（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幾本書一樣，這本書在當時出版時也沒有獲得重視。

　　這時休谟遭到教會指控為異端，盡管後來休谟被判無罪，格拉斯哥大學仍然拒絕了休谟擔任哲學教授的申請，這可能也是因為另一名正大力批評休谟形而上學的哲學家Thomas Reid刻意阻撓所造成的。

　　依據休谟的自傳，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蘇格蘭後“蘇格蘭律師公會才讓我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擔任這個職位隻能獲得很少的薪水，但卻讓我有機會接觸一個這樣龐大的圖書館。

　　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的豐富資源使休谟得以繼續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

　　休谟最終以一個評論家和曆史學家的身份聞名，他龐大的《大不列颠史》一書叙述了從撒克遜王國到光榮革命的曆史，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

　　宗教觀 休谟一直沒有承認自己是《人性論》一書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為止。

　　他的論文《論自殺》和《論靈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書都是在他死後才出版（分别在1778和1779年出版）

　　休谟曾向朋友提及一次他在偶然間被“轉化”為基督徒的過程：當他前往監督自己新居建築工地的途中跨過愛丁堡市中心一片剛幹枯的湖泊時，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來被困在了那裡。這時一些賣魚婦人剛好路過，看到了休谟的窘境，但她們很快便認出他是那位知名的無神論者，于是拒絕救援他，直到休谟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和信經之後，這些壯碩的賣魚婦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後向朋友開玩笑道這些賣魚婦是“他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了”。

　　晚年 從1763年至1765年間休谟擔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書，在那裡他受到了伏爾泰的欽佩并且被捧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

　　同時他也認識了讓-雅克·盧梭，兩人最初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最後因理念不合而分散。

　　休谟這樣描寫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時常想回歸愛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撲克牌俱樂部…以矯正并緩和這段時間以來那麼多的感官刺激。”

　　在1768年休谟回到愛丁堡定居。

　　到了1770年左右，随着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誇贊是休谟讓他從“教條式的噩夢”中覺醒，休谟的哲學著作開始獲得大衆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後他才獲得了他一輩子都沒有獲得的聲譽。

　　休谟在1776年去世後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簡單的羅馬式墓地”，

　　地點位在愛丁堡卡爾頓山丘（Calton Hill）的東側，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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