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思明

　　提起“湘西世界”，人們首先會想到沈從文筆下的美好“邊城”。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位有着獨特美學追求的大師級作家。他秉承中國古代倫理型、審美型文化傳統，堅守東方中和文化精神；同時也自覺汲取西方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臘文化精髓，其作品以和諧美為主調，這種“善美”、“柔性”的美學追求，既是對現代社會異化現象的反撥，又是作家審美理想的表露。

　　在中西美學思想的關照下，沈從文小說呈現着一種古典和諧美、但又與近代美學相溝通的現代開放狀态。他着重表現着湘西世界那種善與美相統一的生活與人物，并與現代都市文明相對照。即使是寫醜，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也不存在與美發生尖銳劇烈對抗，而是把醜隐去或淡化，讓美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形成一種獨具沈氏特色的文化美學範式。

　　沈從文的“邊城小說”，像清清溪水，純潔無瑕：自然的風光，善良的山民，純潔的愛情、古樸的風習，構成一個渾然整體。在澹泊而充滿人情美的鄉下人眼中，善、美乃是他們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翠翠祖父為人擺渡，從不收費；即使過渡者硬給，也不要。在當地，茶葉水給過路人随意解渴，報酬是不要的。即使妓女，也自有她們重義輕利、感情深沉的一面。年輕人擇偶方式有“走馬路”與“走車路”的選擇自由，較少封建色彩。（《邊城》)甘美的橘子不作商品賣給路人，卻可任人“盡管就手摘來吃好了，橘子園主人不會幹涉的。”湘西人的慷慨、仗義、樂善好施，于此可見一斑。（《長河》）

　　湘西山民樂觀而幽默，他們想出計策，使玉皇落雨。那方法分軟求與反激兩種。軟求為設壇打醮，反激為用水去澆孩子同一隻公狗。玉皇見狀，“以為地下有革命行為”，必“動怒落雨”。人與自然在樂觀幽默的氣氛中顯得十分和諧。（《一個母親》）

　　湘西人是愛憎分明的。不論你是誰，即便有一大把年紀，做人有德行的，鄉親們自會對他尊重。如果缺德現眼，盡管他“頭發已全白，胡子起了紐紐”，連娘女家小伢子也敢“不客氣地直呼‘老楊唉’雲雲。”可見湘西人心目中都有一面明鏡，對“名器不可濫假于人”是心領神會的。（《更夫阿韓》）類似的例子太多。沈從文筆下的善美和諧書寫，本質上是湘西文化中的一個主體方面，可視為中國民族追求美善統一的文化心理的沉澱積累，這種沉澱積累一旦形成一種“定勢”，便會反過來強制地滲透在現代人的潛意識中，無論現實怎樣變動，都将作為一種不是法律的法律對現代人的言行産生強大的制約力。這種以善美、和諧為主旋律的文學書寫，構成了沈從文文化美學的基調，也為湖湘文化打下深深烙印。

　　但是，事物都是多面的。湖湘文化除了和諧美好的一面，還有與此相對、差異明顯的“不美好”的一面嗎？答案是肯定的。

　　深圳湘西籍作家嶽立功曆時三十五年寫就的120餘萬言皇皇巨著長篇小說“湘西三部曲”《黑營盤》《紅城垣》《白祭壇》，所叙述的，就可謂是“湘西世界”“不美好”的一面的展示。在這套三部曲長篇小說巨著中，我們看不到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和諧美好、甯靜悠遠，看到的是“湘西世界”慘烈、猙獰、血與火、霸與蠻的“另一面”，看到的是沈從文不願觸及的曆史“隐痛”：

　　《黑營盤》用将“一個影響湘西曆史走向的田氏家族的興衰曆史”無情地撕開，讓人們真切地看到湘西世界蘸滿湘西人的血與淚的近代曆史演變，“揭示近代湘西人悲劇命運的産生基因”。

　　《紅城垣》講述田氏家族後代從日本留洋歸鄉的田昭全，以及竿城軍政首腦朱道台家族、竿城商人唐豹家族、臘爾山寨主曹雄家族，“苗王”覃飛家族等宗族勢力之間的愛恨情仇、肉身與人性的殘酷博弈，為讀者展開一幅推翻滿清在中國的最後頑固堡壘——湘西道台的英勇慘烈争鬥的曆史畫卷。

　　而在近期出版的《白祭壇》，則以抗日戰争爆發前後階段為背景，講述以竿軍由鼎盛至衰敗的故事，鋪展開一段以湘西水碼頭“小南京”洪城及舊湘西政治中心竿城為故事時空載體的洪城官、商、匪三個不同家族兩代人之間的無情搏鬥，從而借此揭示出一個民族的内部争鬥與人生博弈，具有一種不同于沈從文那種“出世”的道家之風的儒家入世風格，真實慘烈的人性交鋒、驚心動魄的人生博弈、互不相讓的命運搏鬥，在這套“湘西三部曲”《黑營盤》《紅城垣》《白祭壇》”中，有着驚心動魄的描述與展示。

　　湘西，素來被稱為“中國的盲腸”，其神秘程度，乃有諸多怪異現象為例，諸如傳說中“符節”晝伏夜行的趕屍、古老的神秘巫術“放蠱”、凄美的“落花洞女”等等，在這塊古老神奇的“楚地”，更有遠古的苗人祖先蚩尤、五代後晉高祖石敬瑭時期溪州刺史彭士愁、把湘西土著部隊鍛造成抗日戰場上鐵血戰士的陳渠珍、洋務派百日維新運動的參與者、民國時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實業家和慈善家的熊希齡，以及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屢建功勳的開國元帥賀龍、開國大将粟裕等傳奇人物的出現。就文化視阈來看，“湘西世界”既有沈從文筆下的美好“邊城”，也曾是政客、軍閥、土司、土匪等窮兵黩武者流的麇集之地，所謂蠻夷之地是也。

　　在這方神奇土地上，既有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友愛、和諧相處的美好一面，也不乏刀槍劍戟、血火厮殺的慘烈曆史事件發生。由于曆史上的竿城古城（今湖南湘西鳳凰）屬于邊防要塞之地，本土的男兒大都受此熏陶，形成了一股與生俱來的霸蠻粗犷的軍旅氣質，且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乃至于竿城人尤其男性以尚武為榮，以投身軍旅為志業，就連沈從文這樣的文學大師，年輕時也有過當兵的經曆。曆史上大大小小的火拼，在竿城這座小山城裡層出不窮，并因此培育了許多軍人世家，并成為他們的引以為豪的事情。君不見，近代号稱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的曾國藩，不也有“曾剃頭”的别稱嗎？“湘西世界”的這種霸蠻、嗜血的傳統，在嶽立功這套“湘西三部曲”中，有着或隐或顯、動人心魄的描述。

　　嶽立功的“湘西三部曲”《黑營盤》《紅城垣》《白祭壇》，無疑屬于曆史題材創作。應該看到，在近年的文藝創作中，曆史題材一直呈白熱狀态，從曆史小說到曆史影視劇，銷路暢通且持續蹿紅，尤其是由文學名著改編的曆史劇，不僅不斷熱播，而且持續走俏熒屏。但一些打着曆史題材創作旗号的作品，價值觀暧昧，甚至直接引導人們如何争權奪利、人生逆襲，以偶然性、模糊性、荒誕性去解構曆史，随心所欲地編造、颠覆、戲說曆史，把中華民族的曆史搞成一筆糊塗賬，從而誤入曆史虛無主義的歧途。如何創作曆史題材作品，或可從嶽立功的“湘西三部曲”汲取經驗。

　　創作曆史小說，需要深入研究曆史，以嚴謹務實的态度，化曆史為藝術。與嶽立功的“湘西三部曲”這種對待曆史題材創作的認真嚴謹态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現在一些曆史題材創作者，往往抱着一種“娛樂化”态度。中國上下五千年曆史本是我國文化的瑰寶，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本是文藝創作者的使命和責任，但有些作者鬼迷心竅，利令智昏，劍走偏鋒，不尊重曆史，不敬畏史實，他們把孔子寫成“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把李白寫成“大唐第一古惑仔”；把梁山泊義士比附成恐怖分子；把嶽飛寫成了大宋奸臣，秦桧反成了忠相；從劉備無義、關公好色一路罵來，在他們的筆下，諸葛亮成為中國曆史上“最虛僞的男人”；有解夢派更從《紅樓夢》中“考證”出“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殺的”。

　　這些曆史虛無主義者打着“創作”的旗号，憑空臆想出一些陰暗、無稽、荒誕甚至情色的“曆史”故事，用嘩衆取寵的驚人之語亵渎先賢，解構曆史定論，颠覆傳統價值觀念，與嶽立功這種嚴格按照現實主義的要求，凸顯現實主義精神的寫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現實主義精神要求作家将曆史與現實的艱難、困苦、磨砺轉化為奮争、理想、信念，用充滿心靈辯證法與美學張力的文學作品來還原、升華現實人生，從而使文學創作具備崇高的價值意識，強烈的審美、審醜、審智等功效，并最終化為“靈魂的聲音”，實現美好文學願景。

　　作家嶽立功雖然身在深圳現代化大都市鬧市，心卻始終維系于“湘西曆史”，作者的難能可貴在于，他不蹈襲前人大師的蔭庇做重複文章，也不為了所謂“創新”而故作驚人之語，而是根據自我的文化知識、曆史積累、生活觀察，推出了“湘西三部曲” 《黑營盤》《紅城垣》《白祭壇》，寫出了“湘西世界”不美好的“另一面”。有道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内部攻破的。身為湘西籍作家，嶽立功當然屬于美好“湘西世界”的内部知情者。

　　作家以“反者道之動”的姿态，依據嚴格的曆史的、美學的原則，寫出了與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迥異的“另一面”，這無疑意味着，他把美好的“湘西世界”的堡壘一舉“攻破”了！可以說，這是嶽立功對沈從文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也是對“湘西世界”書寫的創造性貢獻。

　　（周思明，廣東省作協文學評論委員會委員，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出版批評專著四部，長篇紀實文學一部，多次獲國家省市文藝評論獎和文藝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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