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亞洲30人口日”，在這個人口日到來之際，讓我們一同感受計劃生育給亞洲人民帶來的變化，一同回憶我國30年計劃生育中的點點滴滴……

　　計劃生育确定為基本國策30年來，中國累計少生4億多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說，由于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約1/3，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1/4，為社會和國家節約撫養費約17萬億。

　　人口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一環

　　《人民日報》報道，翟振武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正是從這一國情出發，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始終将解決發展問題與解決人口問題緊密結合，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人口控制，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迹。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中國13億人口日和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為國家創造了40年的人口紅利期，有效緩解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有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生活實現由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曆史性飛躍。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随着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國在有效控制人口數量過快增長的同時，也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的挑戰，比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續攀升。

　　翟振武說，自然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範圍是103∶107。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續偏高，2007年升至120。根據曆年人口統計資料推算，2006年，0—26歲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餘約1680萬人。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問題是具有男孩偏好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普遍現象，與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的關系，但沒有必然聯系我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深層原因是父系繼承和女兒外嫁的隐性制度，根本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手段的普及。從某種角度講，出生性别比偏高問題實質上也是女性發展權益問題。日本、韓國也曾經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階段。随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國家相繼逐漸回歸到正常的範圍。可見，發展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總鑰匙”。“優先投資于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目前已成為我國人口計生工作的核心理念。

　　有學者認為，與30年前人口高速增長對就業、消費、資源帶來巨大壓力一樣，近年來全國總體生育水平連年低于更替水平，這也将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考驗。

　　翟振武對此表示，我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發達國家用四代人完成的人口再生産類型轉變，全國總和生育率從1978年的2.72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什麼水平最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專家曆時兩年研究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生育率應穩定在1.8，就是現在這個水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及其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完全符合國情的。受人口慣性增長勢頭的影響，今後十幾年，我國總人口每年仍将淨增800萬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15億人，人口數量仍然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數量仍然是現階段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務，必須保持人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着力提升人口素質

　　2040年，中國人口結構圖将由“金字塔”型變成柱狀，老齡化問題将比較突出，有人主張用放開生育的辦法緩解老齡化問題，這個辦法是否可行？

　　翟振武說，實行以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為主要内容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是實事求是的選擇，其調整和完善也應當随人口發展态勢、計劃生育工作狀況，以及國家發展的全局綜合考慮。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十一五”時期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考慮。一方面，上世紀70年代以來出生的1億多獨生子女，大部分已進入生育期，多數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另一方面，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多生子女和生育一個男孩依然是許多農民的現實考慮，計劃生育工作仍是“天下第一難事”。

　　這種情況下，倘若為了緩解“未富先老”的危機無序放開，“人口過剩”的危機更會加劇。經濟增長的成果不僅将大打折扣，教育、醫療資源的緊張更将加劇。

　　據人口專家測算，如果當前低生育反彈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的目标将面臨被突破的危險。可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選擇，我們隻能在二者的“博弈”中權衡取舍。

　　有人擔憂，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我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将不複存在。翟振武認為，在世界的維度上，人口紅利是一個國家生育率下降過程中出現的有利經濟發展的人口條件。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約1/3，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1/4，為社會和國家節約撫養費約17萬億元。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為我國經濟騰飛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優勢，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推手。但是，觀察處于人口紅利期的國家，新加坡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而越南在2005年僅有600多美元，這說明人口紅利隻是經濟增長的有利條件，而非必然條件。

　　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低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隻是短期優勢，高素質的低成本勞動力才是長期優勢。在我國，預計2016年16歲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将達到9.9億峰值，2030年為9.7億，2050年為8.7億，比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還要多。巨大的就業總量決定了勞動力成本在較長一個時期内不會有很大提高，仍然是我國的競争優勢所在。

　　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達47.6%，一些地方出現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如果我們能以金融危機對調整結構形成倒逼機制，加快培養适應産業結構變化的勞動力隊伍，長硬起飛的翅膀；如果我們能在繼續發揮人口紅利優勢的同時，不斷提升勞動者素質，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将在戰勝困難和挑戰中乘風而起，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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