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公平的，賦予每個人同樣的生命，同樣的多姿多彩的人生。但人的生命隻有一次，如果我們自己不珍惜生命，認真地對待生活，貪圖一時之快，就可能付出昂貴的代價，這個代價甚至可能是你寶貴的生命。

　　抗艾故事：放飛自由的鹦鹉

　　1998年8月，媽媽帶我到北京求醫，因為我得了艾滋病。

　　那時我已經出現了一些症狀，身體很差，心情自然也很糟糕。象一個受傷了的兔子，整日不安地躲在病房裡面。

　　不斷地确認自己的角色的過程是漫長和艱辛的。我心裡總是還在想，我還要上大學，我還有夢想沒有來得及實現，還有甜蜜的愛情在等待着我……我不要死，我不要啊！

　　醫院的牆上挂着艾滋病字樣的海報，床頭卡上和清清楚楚的 “AIDS”，檢驗報告單上紅色的“HIV”……這些字眼仿佛是怎樣也難以醒來的噩夢，陰影一般揮之不去。可是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還是不願相信自己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獨處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我是誰？我怎麼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夜裡，病房裡隻有我一個人，那種安靜讓我常常失眠，就這樣呆呆地盯着那小小的窗口，把夜色一點點消融成晨光。每到傷心之時，就躲在被子裡默默流淚。

　　在醫院裡，護士象姐姐一樣陪着我，可是還抹不去我的憂傷。甚至，她們健康的笑容讓我更加難過。我還是象寒風裡瑟瑟發抖的鳥兒，獨自沉默，偶爾才叫一兩聲。

　　北京的秋天，是最美麗的時候。秋高氣爽，天高雲淡。可是，在我眼裡，卻是一派荒蕪，滿眼凋敝。我常常一個人坐在小小的院子裡，看着緩緩流過的雲，看着瞬間掠過的灰喜鵲，不知神遊何處。

　　安靜的時候，常常會聽到隐約的歌聲傳來。

　　隔壁病友喜歡聽收音機，聽到高興處，他還會自己打拍子哼唱。從護士口中，我知道他姓戴，感染的時間比我還要長。

　　一天中午，一個高高壯壯的中年人敲門進來，帶着古銅色的笑容。原來他就是戴哥。除了他身上穿的病号服，根本不像一個病人。他說，你是鹦鹉吧？我說是啊，你怎麼知道？他說，你是這裡最年輕的啊。護士們常常提起你。

　　年輕？這個字眼深深的刺痛了我，瞬間，我淚眼模糊……

　　戴哥默默地坐在我身邊，過了一陣，說，你媽媽臨走的時候說你最喜歡吃蘋果，這是我特意給你買的，已經用消毒液洗過了，很好吃，來一個？我搖搖頭，哽咽着說，我吃不下。

　　戴哥把一大袋黃澄澄的蘋果放在櫃子裡，說：那，我有一樣東西你一定喜歡，--我去拿。

　　他再進來的時候，手裡拿着一個收音機，打開音樂台，放在桌子上。沒有人不喜歡音樂的，對吧？戴哥微笑着說。此時，是音樂台每天中午12點的點歌節目，我最喜歡聽的流行音樂。

　　我感激地看着他，用很小的聲音說，謝謝你，戴哥。

　　以後，戴哥就常常來陪我，我們常常搬了椅子，坐在小院午後的陽光裡。我們常常打撲克，下棋……如果護士不忙的時候，她們也會參加進來。我的身體和精神都有了很大的好轉。有的時候，如果不是回到病房，都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病人。

　　我們像一家人一樣生活着。早上，我們會到醫院外面散步，順便買一點水果和青菜，然後回來吃早飯，邊聽收音機邊打針。午飯後就是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了，我甚至還買了乒乓球拍，到旁邊的大學裡和學生們打球。

　　黃昏的時候，我和戴哥常常坐在馬路邊，看車來人往。每當這個時候，戴哥就有些沉默。後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和一個家庭。不過，現在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隻有一個哥哥，但是他的哥哥從來沒有看望過他。

　　一次，戴哥問我，鹦鹉，你在想什麼？

　　我說，我想在北京的天空自由的飛。

　　他笑了，說，鹦鹉是一隻不甘平凡的鳥兒。

　　我拿起收音機，說，我們回去吧，快吃飯了。

　　當有朋友來看望他的時候，戴哥就顯得特别的高興，人走了之後，他就會把水果和營養品和我分享。

　　我知道，他很孤單。

　　春天又到來的時候，戴哥的身體開始慢慢的變差了。那個時候，國内還買不到"雞尾酒"藥物，醫院所能提供的隻是中藥。發病後，中藥已經是力不從心了。

　　可是，我們還是很開心的一起生活着，洗水果給新來的病友吃，一起聊天、下棋。有一次，戴哥問我，我們的風筝飛到哪裡去了？

　　--風筝明明就在那裡孤孤單單地飄着啊。我轉身驚訝地看着他。我都明白了，但是我還是故作輕松地說，我們回去吧，剛才我走神，風筝線已經斷了。

　　然後悄悄地解開風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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