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房中術更加走火入魔，陷于邪途。自成化後，朝廷上下競談房中術，臣下紛紛以獻春藥邀寵。這種情況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進一步泛濫，不少佞臣紛紛獻藥，并認為這就是“房中術”。有一個叫陶仲文的大臣，以符水、春藥大大得寵，明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長生，不上朝，不祭宗廟，不見大臣，而常見陶仲文。由于陶仲文這樣得寵，許多人豔羨。

　　不已，于是方士、道士、官吏一哄而起，假借聖旨以征逐女色，為進藥而敲詐勒索，荼毒百姓。房中術的名聲越來越壞了，它變成了左道旁門、縱欲淫亂的代名詞，正人君子皆恥之。房中術總是和春藥、縱欲傷身等連在一起，這種房中術已不複初始階段的本來面目了。

　　與此同時，道教還經受了“兩個打擊”：

　　一是佛教的禁欲主義對道家房中術的打擊。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而一千多年來成為我國第一大宗教的佛教則是外來的。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到了南北朝時開始盛行，例如在南梁時梁武帝就笃信佛教，大力推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佛教和道教之間鬥争十分劇烈。佛教的基本出發點是認為諸行無常，人生極苦，即使今世大富大貴，也難免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佛教要求人們放棄塵世的幸福、歡樂，而把解脫的希望寄托在那超自然的“極樂淨土”，因此，衆生隻能在禁制情欲的宗教修行生活中度過苦難的人生。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禁欲中，佛教對人的性本能更是嚴格地予以禁制，這是因為性本能引起的行動和欲望最能引起感情上的騷動和煩惱。于是，佛教規定其信徒們最好抛妻别子，修習禅定，禁絕一切性欲望，從而達到六根清淨，杜絕一切煩惱。

　　宋代程、朱理學的盛行對道家房中術又是一個嚴重打擊。道教在宋朝還稍稍紅火了一陣子，例如宋徽宗笃信道教，還自号“道君皇帝”，可是，宋代是中國的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古代對性的相對開放轉為禁锢的一個轉折點。宋代的統治者經不住金兵的侵略，徽、欽二帝被俘，遷都臨安(杭州)，偏安一方，再也無複唐代那種恢宏的氣度和強盛的國力了。社會衰微，統治者終日惶惶，龍座不穩，必然要對民衆嚴格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程、朱理學所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那一套正好符合了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人如果沒有欲求，就不會為争取自由幸福而鬥争了，就不會起來造反了。性乃人之大欲，即然要“滅人欲”，當然不可談性，提倡房中術的道教當然要歸于衰微了。

　　但是，“兩個異化”和“兩個打擊”，實際上都是外因，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從内因來看，道家房中術中的消極因素使它走向了反面。

　　道家房中術的修煉方法是五花八門的，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利用煉氣，即以“吸取天地精華”的方法修煉，如前面所述的清靜恬淡、胎息練氣、導引按摩等等；二是通過性，利用吸取女子陰精的方法來修煉，而二者又有共通之處。道家的第一種修煉方法為現代氣功之源，有許多保健的科學道理，而第二種修煉方法則有很大的偏向。道家站在以男子為中心的立場上，以性追求長生，對性的修煉太強調男方的滋補、加強，而以女性為工具，采陰補陽，其本質是損人利己的。正因為如此，道家的房中術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從而發展到縱欲淫樂，甚至以十分殘忍和荒誕的方法以女子為試驗品，這就走向了道教房中術在初始時養生延壽、為民衆祛除疾苦的反面。

　　（實習編輯：司徒穗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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