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範大學光啟語文研究院 詹丹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列“李斯”專篇，其中說：“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議，尚有華辭”，舉出的例證，就是《谏逐客書》中的段落。早在《文心雕龍》中，劉勰稱贊李斯的《谏逐客書》，認為“李斯之止逐客，煩（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對于李斯的“華辭”，筆者另有讨論，這裡舉出劉勰所謂的“善說”，從李斯該文論效果而不論動機的角度加以簡單讨論。

李斯寫逐客令的起因，是當時秦國吞并六國的氣勢已經讓對手無法招架，所以韓國派水利專家鄭國去勸說秦國興修大的水利工程，目的是為了用這樣的大工程轉移秦國的人力物力，拖累秦國，從而延緩兼并其他諸侯國的步伐。這一意圖暴露後，讓一些受客籍人士侵犯利益的秦國貴族抓住機會，大肆炒作，勸秦王下逐客令，趕走非秦國的一切客籍人士，來自楚國上蔡的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

鄭國幫秦國興修水利的意圖，确實是為了拖累秦國而讓韓國得以苟延殘喘，這一主觀意圖，不容否認。即便李斯到秦國，為秦國出謀劃策貢獻不少，其主要目的也是看到秦國當時的強盛，覺得在秦國可以為自己的建功立業獲得更好發展機會，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待遇。這樣，不論是鄭國為韓國還是李斯為自己，其行為的主觀意圖都未必僅僅是為了秦國的強盛，但行為的客觀效果，又确實給秦國帶來了強盛，這曾是許多客籍人士帶給秦國的實際貢獻。所以，避而不談客卿的主觀動機，隻談君王對客的利用而發揮出的客觀效果，成了構思《谏逐客書》内容的基本定位。正因為人的主觀動機即使相當純正也難以得到證明，而受他人攻擊時又很難加以反駁，所以李斯幹脆避而不談，包括引發事端的水利工程專家鄭國、也受該事件牽涉的自己，都一概回避，似乎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就秦王的立場來談秦國用客的客觀效果，這就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把可能弱化論證的主觀性動機的讨論暫時懸置了。

也許李斯自己也清楚，人被指責動機不良是一個道不清說不明的問題，是很難辯駁的，所以傳說他後來妒忌同學韓非得到秦王的賞識，就是以韓非為韓國公子，是“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的動機問題，勸秦王将韓非下獄，終于害死韓非。雖然此傳聞表明李斯為人的自私，但由此反證了，他是深知用動機來攻擊人很難辯誣（當然，韓非作為韓國公子的身份也容易讓敵國生疑），所以在《谏逐客書》中，他幹脆就略而不談了。

也正因為在《谏逐客書》一文中，他基本回避了對人的主觀動機的讨論，這就給他論證的展開，留下了一個潛在的邏輯破綻，需要進一步彌補。

他在展開論述中，鋪排羅列秦王對諸侯國的珍奇物品一概吸納而對客籍人士則一概排除的行為，非議了秦王重物不重人的主次颠倒，所謂“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但這樣的結論，其實是流于泛泛，會留下被反駁的餘地。

也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正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與物之被人支配、被動使用截然不同，所以，對物可以一概吸納，使用起來無需顧慮；倒是對人，因為來自别國，就需要在忠與不忠間加以甄别，這就無法讓國君放心使用。這種區别對待，認識到人與物的不同，不一定就是輕視人，而恰恰是重視人——重視人不同于物的特殊性。不過，李斯的進一步論述，也還說得過去。正因為人有主觀能動性，由此帶來的差異性，使得忠與不忠都存在可能，這樣，一概地、絕對地逐客，就成了問題。“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李斯這樣寫，似乎就不是在簡單地反對逐客，而是在反對逐客令的教條主義。這僅僅在邏輯上說也是成立的，從而又一次繞開了讨論中可能引出的主觀動機問題。可以說，這是借反對一概逐客的教條主義的顯而易見的失誤，來達成反對逐客令本身的目的。而客對秦國、秦始皇也可能忠誠的态度，在結尾部分用一個不言而喻的類比，代替了本來需要的證明，而且又是以人的願望而不是事實來說明這種忠誠，讓心理的回歸心理，所謂“夫物不産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産于秦，而願忠者衆”這樣的論述，又把需要證明的問題“巧妙”搪塞過去了。

需要說明的是，李斯在《谏逐客書》回避客卿的動機讨論，固然是一種策略，但不意味着動機問題本身不重要，因為這跟人性、人格緊密關聯。即以李斯論，他固然為秦的強盛、為統一天下作出巨大貢獻，但其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之心，使得當他處于個人利益和正義之心無法協調的秦二世時代，他還是轉求自保，放棄進谏，向荒淫無道的皇帝竭盡阿谀之能事，在向二世上書時，居然說，“明主滅仁義之途，絕谏争之辯，荦然行恣睢之心。”讓後人讀之驚詫不已。王夫子在《讀通鑒論》中感歎此話是“盡古今概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他認為實在是秦二世過于昏庸和愚蠢，才能照單全收這番話，換成秦始皇，即使那麼驕橫強勢，聽到這番有悖常理的話，一定會對李斯譴責的。不過，李斯能說出這種驚世駭俗的話，王夫子給出的理由就是“畏死患失之心而有所不避耳”。貪生怕死又擔心失去自己享受的榮華富貴，這時候，當初入秦動機中本來就有的極端自私一面，就徹底暴露了。而如此聰明的他，卻被陰謀家趙高玩弄于股掌間，就是因為他被趙高看透了内心的自私、他的貪生怕死、他的患得患失。自私成了他緻命的軟肋。他最終也沒保住自己，個人落得遍受五種刑罰，連帶被滅三族的結果。臨刑前，與兒子相對痛哭，感歎已經不能夠像當初那樣在家鄉上蔡做普通人牽小黃狗去打獵，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格外顯眼的那種患得患失心态，至死不變。這是做人的悲哀，也是曆史的悲哀。（詹丹）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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